张一白,被“标签”|专访

孙太勇、 等人看过


“很多人说我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这个问题你怎么不问呢?”



文/庞宏波


王菲演唱主题曲是你的主意吗?

 

“还真不是我,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我的主意,说王菲是我的王牌。但我不能抢这个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但确实不是我。”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就有人问你,你这个年纪为什么还是如此执着于拍爱情片?

 

“我现在还在拍爱情片,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关于“标签”,这是张一白永远绕不开的话题。但关于“标签”,张一白也用几乎自己独特的重庆普通话一次次回应。

 

如今,《我和我的祖国》进入到了收官阶段。可能关于“标签”,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刻去说明。在上映前,七个导演联合执导短片式的电影在电影史上从没有成功的案例。如果再加上主旋律这样天然具有偏见的标签,更是如此。

 

但从结果来看,《我和我的祖国》用成绩说明了一切。

 

而关于导演,偏见似乎从未消失过。其实不光是张一白,在每部电影上映的时候都会有针对导演各种各样的言论。偏见,成为了最廉价也最便捷表达自己不满的“武器”。

 

对于一个习惯性被偏见的张一白,终于拍摄了一部偏见并不大的电影。翻看张一白近期的微博评论,这次的“偏见”已经变得零碎。甚至在为数不多的“差评”里网友会第一时间反击:对不起,我最喜欢的就是《相遇》。”

 

在见到张一白的整个过程里,张一白提到一句话“知我者我心宽慰,不知我者,我也不能敲开你脑袋,让你理解我。”

 

谈《相遇》:爱情片的“选择”


类型。

 


这一代主流的年轻观众其实对于献礼片的“定义”,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建国大业》。海量明星、时代叙事、伟人事迹成为了这类电影一致的标签,尽管后来的主旋律电影逐渐完成了“由大到小”的人物变迁,但献礼片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导演愿意去触碰。

 

而这一次,《我和我的祖国》集结了七位导演,其最大的标签就是类型片。其中,张一白拍摄了以两弹一星为背景的《相遇》。这其实是一个时代背景极其厚重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最一开始来自于陈凯歌对于儿时的记忆。

 

对于1963年出生于重庆的张一白来说,显然对于这件事没有太大的印象。不过类似的场景让张一白想到了1971年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的时候。“我的印象里街上都是人,大卡车上大家把人民日报的号外撒出来,喊着。晚上用半导体收音机反复放着东方红,那个时代的那种东西是迷人的。”

 

而这样一个厚重且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故事,张一白依然用了爱情片去呈现。“所有宏大的叙事,所有伟大的感情,最后都归结于私人的的感情当中。”但也是因为这个选择和张一白联系在一起,让一部分人开始不解。

 


“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爱情片?”

 

其实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映之前,就有很多人问张一白。按导演代际划分,应该被划分到第六代但比第六代年长的张一白,为什么还是执着的去拍爱情片。

 

“我现在还执着的去拍爱情片,我觉得又不是丢人的事。这个年纪怎么了?我拍着爱情片,但是这里面也不断的带着我的一些思考,我对生活的一些观察,甚至我自己的一些改变。我对于爱情片的理念发生着变化,从青涩的、单纯的感情追忆渐渐变化成对现实中间人情感的关注,对烟火气的一种关注。这是和我之前所有爱情故事不一样的(地方),时代洪流之中的男女私情。”

 

张一白对于爱情片的“执念”某种程度上体现在一些细节上。例如任素汐演的方敏描述到张译演的高远捧着西瓜来的时候,太阳一定得照到他的脸上。为此,这个并不是“泪点”的镜头拍了大概二十几条。

 

不过,张一白谈到了《相遇》当中在公交车上的那一场重头戏,他罕见的转了微博上一位读者的微博对自己的好评。

 


“其实把别人夸你的话说出来其实也挺可笑的(笑),但是我觉得他懂我,就是张译演的高远摘掉口罩从公交车上下来,任素汐演的方敏还沉浸在自己的爱情当中,那个留下来的镜头他解读了很多,让我也觉得挺意外,挺感动的。”

 

“我看到的就有一个批评是说你不懂叙事,都是靠台词。我觉得可笑的是,难道我要把闪回的故事全部拍出来吗?那你又会觉得我太肤浅。”

 

其实如果仔细去发掘这一次关于张一白的偏见,很多是在上映前就产生的。这其实并不只出现在张一白的身上,而是很多导演都面临的烦恼。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带有成见的,那我也没得聊了。 有些东西就是觉得张一白你就是这么肤浅,你就不会拍电影,他永远带着这个成见,那就永远没得聊了。比起我之前的电影,我觉得(《相遇》)几乎都不叫争论,甚至我都觉得都是好评如潮(大笑),但我觉得之前电影的争议比这个大的多得多。我在片子里选择了很通俗的表达,有的人觉得太肤浅, 现在选择了含蓄的表达,他还是觉得你太肤浅。”

 

谈《后来的我们》:我半年后想哭


关于张一白,似乎很多人总会联想到“那件事”。

 


去年五一档,《后来的我们》退票事件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一夜之间翻盘,你的劳动被颠覆,对创作者来说不知所云,现在都不知道真相。”

 

其实一年多之后再翻出来这件事,并没有多少意义。在见到张一白谈及这个话题的时候,没想到张一白说“可以谈”。

 

从《后来的我们》的我们开始,包括之后的《来电狂响》、《我和我的祖国》三部电影在各自的档期都拿下了很高的票房成绩,但比票房成绩重要的是如果将这三部电影联系到张一白,细心的话会发现其中有一丝转变。

 

很多人认为《后来的我们》“那件事”改变了张一白,尤其是《来电狂响》和《我和我的祖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感”。但在张一白看来,真正的拐点或者说“改变”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当时在重庆拍的时候,就意识到把情感置身于现实生活之间。所以当十八梯那些场景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是带着人间烟火气息的爱情故事。”

 

这点“改变”其实也运用到了《后来的我们》身上。这个发生于台湾的故事,被张一白提议放到了北漂的身上。

 

“其实北漂回乡就像一个大迁徙,那些返乡民工骑着摩托车,虽然不是那么好看。但不管结婚的没结婚的,相爱的不相爱的,都紧紧搂着对方的腰,我觉得这就是爱情。那些挤在火车站里,密密麻麻的,想不在一起都不行。那种被世界挤压在一起的(感觉),就是我现在想表达的爱情。”


但当外界还没机会看到张一白的这种“转变”时,“那件事”成为了舆论更大的焦点。作为监制,作为业内公认的“产品经理”,张一白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

 

“对导演,尤其是一个女导演(来说),遭遇了和创作完全无关的事情,这是不公平的。这件事情本身,不知道,我也去问过发行方,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也拿着无数证据拍着胸脯说我们没干什么,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有言论。这件事情确实对我来说觉得很委屈,也让我憋着一口气。”

 

尽管已经过去一年多,张一白“可以谈”。但关于这个话题,张一白分享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讲的故事。”

 

“去年的12月31日,我在重庆拍戏。下午,在房间里,看到微博上有一段视频,是《后来的我们》片尾的那个彩蛋,我自己(停顿)哭了一场。那个时候同时也在做着《来电狂响》 ,那个时候也上了。那一年,我虽然在导演面前我装的很坚强,我是监制,但她承受的委屈、压力和痛苦,我同样在承受。”

 

谈监制:关于“精明”


意外。

 


关于张一白,很多人因为他多次成功的营销案例,给他贴上了“产品经理”的标签。但从“产品经理导演”到现在,张一白参与了更多电影的导演和策划工作。


“产品经理都过时了,早都不是产品经理了,我都快成总经理了。很多人说我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对吧?有人这么说过的,这个问题你怎么不问呢?”

 

面对这种“质问”,张一白似乎并不渴望得到答案。“其实我没那么精明,真的不算(凝视)。我不是经过算计,我只是喜欢它,倾尽全力用我的知识、智慧、情感去做成。那你说《我和我的祖国》有什么利益,是有片酬还是有分红?但这件事情,主旋律、献礼片、七个导演七个故事,没人做成。这事别人都没干成,我(看看)能不能干成。”

 

如今的张一白,监制的频率显然已经超过了导演的频率,这也是外界的一个疑问,很多质疑也因为这个疑问而来。但张一白还是分享了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故事。

 

“很多人来找我,说张导演,我们把钱给你,你什么都不用干,就来参加两次活动,挂你的名做监制。”

 

张一白低着头,微微抬起来很快速也很小声的说“不干,绝不干。”

 


“人家觉得给你的钱也不少你的,(但我觉得)我要做的第一个是我愿意全程参与的事情,第二绝对的话语权,别的都可以再谈。我只能挑我感兴趣的能让我全程参与但也说话算数的事情。”

 

业内,“营销找张一白”似乎早就不再是一句调侃,从直接的署名监制到出营销点子,关于“张一白”似乎和营销挂上了密切的联系。

 

但关于做什么样的监制,张一白的回答多少让人意外。如同在《我和我的祖国》中,作为总策划的张一白负责主导整个电影的宣传和发行。但张一白否认邀请王菲是自己的主意,“我不能抢这个功”。

 

事实上,在去年年底圣诞节过后,陈凯歌、张一白、黄建新、傅若清一同来商量《我和我的祖国》。担任总策划的张一白,除了主导后期的宣传和发行外,还承担了整个电影的包装和串联。包括《我和我的祖国》片名、片头设计以及故事之间的串联,都来自于张一白的创意。

 

对于很多导演来说,“商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敏感词。如果将“商人”和“导演”挂在一起,是绝大多数导演都不愿意去承受的。

 

“我觉得我就是热爱(电影)这件事,但凡和电影相关的我都想尝试。我不在乎别人怎么定义,我在乎的是自己还有没有热情。我的生活其实已经没别的乐趣了,随着电商的增加,原来还能逛逛书店,逛逛音响店。现在也没了,是被剥夺了。把时间和生命只能放在电影身上,我不在乎该做还是不该做,我把自己定位是一个电影人,我既能做导演,也能在其他方面带着创作的热情去做。”

 

“我有一次看剧本,过程中从头笑到尾,管他妈的,也许拍出来,别人会说张一白他妈的那么幼稚。但是为什么不能简简单单,很单纯的去做一件事呢?当然被人说肯定也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呗,遇到我喜欢的东西我就是想去做,所以我有可能接下来的(戏)可能是特别不高级,特别不牛逼(笑)。”

 

很多导演都会谈到《我和我的祖国》当中那些不被大众所轻易看到的“私货”,但把这个问题抛给张一白的时候,张一白否定的很干脆。“大众都看到了,他们感动的地方也是我想让大众感动的地方。”

 

但张一白还是分享了一个关于《相遇》里他最爱的一个场景。“我最喜欢的是张译从医院里出来上公交车那一小段。虽然很短,但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可以没有,在医院门口就可以上车。但是那一段是和平、安详、市井,这哥们在人世最后的时候对生命的留恋,他抬头看见鸽子飞过。”

 

在构图上,似乎绝大多数观众没有发现任何不同。但张一白关于这个场景的构图,可能是他全片构图上心思最重的一场。

 


“我平时喜欢摄影,马克·吕布1957年来北京拍了一张照片,透过窗户拍北京,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我们也透过窗户去拍小孩跳绳,张译从中间走过,所以那是一个吕布或者说布列松式的构图,我想还原那个时代的东西,不仅仅是服装或者说样貌。”

 

但在这个故事中间,张一白不停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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