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伟强:每部电影之后,我都会检讨自己

阿良、孙太勇 等人看过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香港电影步入黄金发展期,老式的电影院经常人头攒动。在观众群中,有一个顽皮的小男孩,他天生好奇心重,喜爱看各种类型的电影。但是因为家境贫寒,只能在趁人不注意时,偷偷溜进影院,坐在角落里。


那是小男孩很珍贵的少年时光,大银幕的光影魅力彻底打动了他,让他跟着银幕中的人一起欢笑,一起落泪。

 

一晃四十余年,曾经的小男孩依然会悄悄地走进影院,在座无虚席的影厅里像个孩子一样席地而坐,他不仅关注着银幕上的内容,更悄悄的捕捉观众的每一个反应,这个小男孩就是现在的刘伟强导演。

 

 

“电影是有魔力的,银幕的光打过来,就好像给到观众一些神奇的力量。观众会接收到很多讯息,然后产生许多种不同的情绪。”当刘伟强和我们讲到这句话时,整个人神采飞扬,满眼是遮不住的朝气,如少年一般。

 

在今年,市场上有三部刘伟强主导的电影公映,分别是由他监制的《烈火英雄》和《使徒行者2:谍影行动》(以下简称:《使徒行者2》),以及由他执导的《中国机长》。根据灯塔数据显示,截至撰稿,三部影片的累计票房已达50.72亿,其中,《中国机长》凭借26.82亿的票房,跻身影史票房TOP10。

 

日前,我们对刘伟强进行了独家专访,对方回应了一些有关《中国机长》的映后热点,以及分享了一年内如何保质保量、准时完成三部影片的工作经验。

 

  



《中国机长》是剧组全员的危险挑战




“扎西德勒。”

 

电影《中国机长》的前段剧情中,有一位乖巧可爱的藏族男孩让观众印象深刻,甚至一部分人说,看到男孩用藏语问候机长,是他们的第一个哭点。谈及这段情节,刘伟强表示,真的没有想到效果会这么好。而且,也不是他和编剧提前设计好的。

 

在影片拍摄的初期,刘伟强和编剧做过有关乘客的讨论。一个飞机上有100多位乘客,理应体现人生百态。既然是飞拉萨,首先藏族乘客应该很多,在这当中,可以有一组母子。其次是去拉萨旅游的人,再有就是去拉萨打工的四川人。做好了乘客画像,刘伟强开始挑选CASTING团队提供的演员。

 

“我看见他(藏族男孩)的照片就决定要他了,他的第一张照片是在跳舞,很厉害的。”刘伟强对藏族小男孩“一见钟情”,而后,这位藏族男孩果真表现出色,扛得住训练,表演有灵气。

 

 

看到男孩很优秀,刘伟强决定给他加一些戏份。通过瞬间的灵感激发,他策划了男孩与机长互相问候的桥段,代表着机组与乘客的心理沟通。

 

由于电影内容具有极高的职业性,饰演机组人员的主演们需要进行多种训练。除此之外,饰演乘客的演员也需要训练。

 

据刘伟强透露,乘客演员们在正式开拍前,训练了一个半月左右,包括台词和体能。每天起来后,他们要跑步,男男女女大妈大叔都要跑步,保证体能充沛,以此来适应在模拟仓中表演。

 

“模拟仓是不停摇摆的,就像游乐场的过山车一样。在里面表演需要很强的体力,要不然会弄伤腰和手。”表面上,乘客演员们拍摄的是一部真实事件背景的剧情类电影;而实际上,他们拍摄的是一部动作电影。

 

演员们要经历拉练,幕后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基于影片的原型事件,《中国机长》要在青藏高原上拍摄。因此,“高反”成了剧组的对手。

 

 

“我们要在海拔4800米以上的地区拍摄,工作人员大概三分之二有高反,他们会吐,坐下会头痛,思维都有点儿混乱了。我倒是没有,但是另外一个监制,很多晚上不能睡觉。”

 

在刘伟强看来,高原上的拍摄非常危险,工作人员很可能吐到脱水,他们要尽早结束工作。室内还好,剧组入驻的酒店有一个氧吧,很多工作可以在那里做。但是在户外,必须保证医疗团队时刻在剧组周围,如果有人情况很严重,需要立即送到山下的医院输液。

 

整部电影大概在四个地方取景,分别是成都、重庆、拉萨、无锡。而在拉萨的拍摄时光,是最让刘伟强印象深刻的。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去过拉萨。

 

或许是短暂的相处让刘伟强和拉萨有了缘分,在为影片配乐时,他认为乘客在拉萨安全落地后,应该配上一首当地的民歌。对此,刘伟强找到副导演,请副导演集中挑选了一批歌曲,然后他一首接着一首听。听着听着,热西·才让旦演唱的藏语歌曲《三朵花》感染了他,接着,刘伟强看到歌曲的歌词,觉得很符合电影,当即决定选定此曲为影片插曲。

 

《三朵花》的配乐效果出奇得好,在电影公映后,这首歌在某音乐APP的留言数翻升了5倍.

 

 


高产的背后有家人的支持




“我很喜欢拍电影,我还想拍很多年。”

 

一年三部电影,三年五部电影。在诸多业内外的人眼里,刘伟强是一位高产的导演。对此,他认为是挺好的一件事。时间不等人,能有机会做自己喜爱的工作,是很幸运的。


那么问题也来了,如何在保证产出频度的同时,也能保证产出质量?以《使徒行者2》《烈火英雄》和《中国机长》为例,三部电影在同年上映,均有不错的票房与口碑。


针对这个问题,刘伟强表示要辛苦一些,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努力。“可能别人去玩你就不去,其实也是牺牲很多的,比如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我其实希望能分配好时间,对得起老婆、儿子和女儿。”

 

 

提及家人,刘伟强面露欣慰,他表示家人们非常支持他的工作,是他背后坚定的靠山。他每天都会和儿女通电话,听到他们的声音,就感觉自己的辛苦很值得,虽然全家人生活在全球各地,但是他们的精神在一起。

 

在家庭中是“爸爸”的角色,在剧组中也是。一年内,三部影片需要统筹5000多人的工作,这需要刘伟强用“爸爸”的心态管理剧组,安慰身边的工作人员,解决大家的问题。他喜欢称呼同事为“兄弟”,大家拥有的是革命感情。

 

对于相当一部分电影人而言,精神上从一个剧组抽离到另一个剧组是很难的。但是这对刘伟强来说,因为从小受到训练,非常容易。90年代中期,他一年最多要拍五部电影。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的工作室大概有8到10个剧本,哪个成熟就拍哪个。

 





“专业+共情+关卡”打造职业片



“每部电影之后,我都会检讨自己,不断地总结经验。”

 

在刘伟强的心中,每部电影都不容易拍,每个题材都有各自的难点。特别是像《烈火英雄》和《中国机长》这种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着重体现某一种职业的纪实性电影。

 

在准备拍摄此类电影之前,刘伟强都会带着团队在该行业学习,采访事件的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熟悉每一个部门的业务,观察每一个工种的生活,了解从业人员的心态。大到如何做管控,小到一个人的午饭,都需要掌握,事无巨细。

 

“职业电影的套路就是真的要去学这些东西,拍消防员就要去看他们真实的现场。拍机组就要进去模拟仓观察,进去塔台。”

 

 

毫无疑问,学习结果都会转化为电影内容的素材。比如,在《中国机长》中,李沁在受伤后爬起来,第一个动作是按了餐车的刹车,这个细节被民航人员大为认可。

 

实地的观摩学习让刘伟强大开眼界,并且他很享受这个过程。他认为,作为一个导演,应当永远对世界保持新鲜感和好奇心,注意观察周围的人和事,这都是创作素材的积累。他喜欢和别人偷师,学习炒菜。烹饪有时候和拍电影一样,都要认真研究琢磨。

 

而在此类电影的精神内核方面,刘伟强说到,职业片与其他商业片的共性一样——感动观众,与观众共情。“电影最重要的,就是感动观众。《烈火英雄》也好,《中国机长》也好。一部电影好不好看,就是要让观众真的有共鸣。”

 

除此之外,在剧情方面,编剧要设置“关卡”,主角团要历经各种困难,度过一层层难关。就像《烈火英雄》中,消防员遭遇到气罐闸门没电、消防车没水等问题;《中国机长》中,机组要跨过高原雪山、穿越风雨雷电、预防乘客暴动等,这些都是“关卡”。过程也许走投无路,结果可以化险为夷。

 

 

近些年,刘伟强很注重助推导演,像《烈火英雄》协助了陈国辉,《使徒行者2》的文伟鸿。他选择提携导演的标准很简单:要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有自己的想法。

 

与此同时,刘伟强表达了对今年电影市场上新类型和新人导演的看法,他很开心看到一些新人取得好成绩,电影行业就是要推陈出新,不断进步。

 


后记





采访是在刘伟强导演的个人工作室进行的,进屋之前,需要在玄关换鞋。进去之后,满屋都是电影道具,很像一座年代感十足的艺术收藏馆。而在工作室的一面墙上,贴着刘伟强入行以来的作品海报。

 

“这个是我拍《十月围城》的道具,从一个景区拿回来的。那个是拍《精武风云》的,还有《建军大业》等等,很多很多道具,我都会拿回来摆。”

 

当刘伟强导演在介绍屋子里的道具时,如数家珍,了然于胸。从这个细节可以充分感受到,他是打心底里深爱着电影,亦如当初年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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