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宁浩:独立思考,是创作者应该具备的基础

2019-03-01 10:22

《疯狂的外星人》是“疯狂系列”十二年来的第三部曲,宁浩执导,集齐了黄渤、沈腾、徐峥。



《疯狂的外星人》是宁浩第一部科幻电影,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乡村教师》,宁浩把小说里的故事概括为“孩子王”闯入了“星球大战”,巨大的差异所带来的荒诞感,是他创作《疯狂的外星人》的基础。宁浩说,现实主义荒诞是他擅长和熟悉的的东西,在他看来,多年来他的作品都不是喜剧,他也完全没有使用喜剧的表现形式去讲故事,只是非常写实地去处理了人在当下的处境,处理好了,自然就达到了很强的喜剧效果。


而《疯狂的外星人》制作过程的艰辛,也远远超过了宁浩的预估。从写故事到拍摄、到特效制作,甚至到后期宣传,都让这位导演疲惫不堪。而在制作中最难的部分他认为就是沟通,“一切都是乱七八糟,他们很难理解我想要的,只能一遍一遍的讲。”因为片中的外星人是纯CG人物,为了最终效果,找到了外国的视效团队。这也是沟通中最为麻烦的一部分,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问题,外国团队很难理解他要的是什么。为此宁浩只能呆在美国,一遍一遍的去沟通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他也认为,这种大制作电影,是对创作的消解。这意味着导演的自我表达空间让位于电影工业和视觉效果,是反创作的。



当宁浩遇上科幻,他本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要拍《疯狂的外星人》?为什么是宁浩拍?这部电影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就如同作为导演,他同样会思考自己的位置。


宁浩说自己是作者导演,一直在拍的是作者电影。“市场跟创作者是有契约关系的,观众最早接受你不是因为你的爆米花,而是因为你是个作者,但是你突然不当作者了,干爆米花,那你就是不靠谱儿,所以《黄金大劫案》算是我作为导演的转折。”人需要一个慢慢自己认识的过程,而创作也需要。为了找到《疯狂的外星人》的独特性,这场战役打了6年。“我比较注重这个电影怎么样是特别的,我真的是在创作,是真的讲了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不想做一个标准产品,标准产品好莱坞电影做的最好,美国人拍美国电影拍的比我好,而我们只学美国电影有什么意思呢?”


在创作上,宁浩注重:本土、创新、有趣,这个本土包括创作形式和表达内容。他认为其创作者只有摸索到了独特性,才能称之为创作。由外致内,只有创造者充分了解自己,对自己忠诚,才有可能做出这些尝试,所以独立思考,是创作者应该具备的基础。



影视工业网:《疯狂的外星人》你一直在强调荒诞性,什么时候认为这个故事一定是要具备荒诞性的?


宁浩:其实原小说就具有荒诞感。《乡村教师》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它特别像“孩子王”闯进了“星球大战”,感觉把这两个电影给粘到一块了,我认为这个特别有意思。所以荒诞感是小说中就有的,这部电影也是从这里开始成长、放大。而我擅长的也是现实主义荒诞,在一种现实中截取荒诞的点。《疯狂的外星人》是看清楚文化本身的荒诞现象,放大不同文化下的冲突,还有我想探讨一个人人皆有价值的命题。


影视工业网:你会注重喜感吗?比如在故事和影像上?


宁浩:其实也没有特别去研究喜感这件事儿,我在拍摄的时候会让摄影机稍微矜持一点,要与被摄体保持距离。《疯狂的外星人》几乎没有特别重的特写,该用特写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不要用。因为中国自己的影像章法还没有建立,我就遵守了一些传统的规则,比如说轴线意识、景别意识,没有去刻意的乱跳、乱拍,一直保持旁观的敬畏。


在审美上我不喜欢张扬,不喜欢“急赤白脸”的把事儿说完,我喜欢稍微远一点、冷静一点,控制好尺度,只要有趣就行。我一直以来都不觉得我是个在做喜剧的人,我也不太会用喜剧的方式来创作或者拍电影,我都是按现实主义的办法来创作,是非常写实地去处理每个人现在处境的感受。



影视工业网:那你是先有主题还是先有故事?片子的主题是什么时候找到的?


宁浩:我写故事都是形而下开始,就是从戏剧上找到一个事情,根据戏剧成长,把自己交给故事,故事自然会长出它自己的东西。创作过程找的主要是戏剧,找的是故事会往哪发生。主题也会想,来来回回互为表里。不是先去找到主题或先写一个故事。


其实在创作前期会有一个模糊的意识,在故事差不多写完之后,主题也就清楚了。开始在写的时候,我知道这部电影会是一个神经病气质的东西,会给人一个大杂烩的感受。这也是特别下意识的事情,没有理性的想过,就是都奔着这个方向走。创作就是很下意识的过程,它是一个感性的事情,需要一笔一笔去写、去寻找。


影视工业网:你认为《疯狂的外星人》是类型片吗?


宁浩:它是作者电影,我拍的电影都是作者电影。作者电影就是只有你能拍,换个人拍它拍不了。周星驰导演的电影也都是作者电影,其他人拍不出来。但像《变形金刚》、《碟中谍》就不是,谁拍都行,谁拍都一样。



影视工业网:《黄金大劫案》时你说:你认为自己是职业导演,但后面你发现观众对你的期待不太一样,所以对你来说会有影响吗?


宁浩:这是一个人慢慢自己认识的过程,慢慢让自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什么东西会得心应手,并且开心。


《黄金大劫案》作为一个产品来说,是合格的类型片,但观众觉得你不能仅仅只拿出一个产品。市场跟创作者是有契约关系的,观众最早接受你不是因为你的爆米花,而是因为你是个作者,但是你突然不当作者了,干爆米花,那你就是不靠谱儿,这算是我作为导演的转折。其实李安也拍过《绿巨人》,他可能也会想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个活?但是人会有一个逐渐搞清楚的过程,去找到喜欢和擅长讲的东西。


影视工业网:你之前说现在做创作,最重要的事情是创作者要清楚自己的内心?这句话从方法论上怎么解释?


宁浩: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自己。做事之前应该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很多人都不能真正的了解自己或相信自己,对自己都不真诚。可对自己不真诚,怎么能真诚的去拍戏呢?


很多小孩张嘴就说喜欢艺术片,可明明都看睡了,还非要说自己特别喜欢。大多数人就是这样,人云亦云,没有几个人敢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说出来。人在一个集体中生活,集体喊什么,自己就喊什么。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的存在,我们得到的教育都是要听话。而创作者要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一个基础。判断清楚自己的内心,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其实,一个好的观众也要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电影好不好看,自己去判断。



影视工业网:你每次拍电影,会想超过之前的自己吗?


宁浩:也不是。作者导演很多都是一辈子在拍一种东西,哪能每一个都不一样?偶尔有中间会有发生转变的,但非常少。黑泽明导演转变过,但其他人几乎没有。斯皮尔伯格、昆汀拍的东西都一样,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转变。转变这个事儿,也不是个人主观能决定的。自己可以决定事情是不干这件事,去拍大片,像盖·里奇就去拍了《大侦探福尔摩斯》,吕克·贝松也去拍了超级大片,这是一个选择。


“疯狂系列”、包括《心花路放》、《无人区》都是作者电影。都是独特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问题,也都是解构主义。《心花路放》故事前面构建了两个关系,但到最后也是解构,全部不成立,没有救赎。只是故事的角度不同,出来的东西不同。但是态度都是幻灭的,没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态度。



影视工业网:在创作过程中,你会注重技巧性吗?


宁浩:我比较注重电影怎样是特别的,是真的在“创作”,是真的讲了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不想做一个标准产品,标准产品好莱坞电影做的最好,美国人拍美国电影拍的比我好,而我们只学美国电影有什么意思呢?


我从来没有按照罗伯特·麦基的理论来写故事,其实写故事只要方法有效就好了。中国过去的戏文,也没有学过罗伯特·麦基,不也是有效吗?所以如何有效,就如何创作。罗伯特·麦基所说的那是一种故事,而故事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成立。


我一直想拍的电影是:这个电影拍出来一定是只有中国人才能拍的电影。千万不要拍出来之后,和好莱坞拍的一样。我是一个中国人在拍电影,而不是一个中国的影迷在拍电影。所以就需要花时间研究故事,故事可能要顺着你进入中国的文化系统,最后那个方向可能会变成需要泡酒,那它就去泡酒。它可能很不规整,很不按照好莱坞的规则走,但是电影的特殊性不就是在这里吗?



影视工业网:“坏猴子72变计划”你提出创作的关键是:本土、创新、有趣。本土是说的本土故事,还是本土的方法?你认为科幻是本土的吗?


宁浩:一切都是本土的,从内容到方式。其实创作方式是带有意识形态的,美国人讲故事的办法是从教堂来的,和他们的宗教系统是一样的。


科幻片不是本土的,但武侠片是。有什么就拍什么,这就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世界电影人不会认为中国科幻片对世界电影有贡献,但是他们会认为中国武侠片是对世界电影有贡献的。为什么中国人能够拍武侠片?为什么意大利人能够拍《教父》?为什么美国有西部片,其他国家没有?是因为美国有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意大利人有黑手党,他们有他们的意识和文化,中国人有中国的文化,所以就是把各自不同的文化贡献给世界。


美国60年代就登月了,所以他们拍科幻片很正常。中国起步晚,随着生活发展的变化,我们生活中科技越来越重,就具备了创作的基础。所以要慢慢来,找到自己的方法,去拍成一个属于你自己、而且非常独特的东西。


像《疯狂的外星人》,必须是一个只有中国人才能拍的故事。如果它是一个外国人也能拍的故事,那就没有独特性,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中国,这就是它的特殊性。艺术的特点就是比不同,而不是比相同和标准。艺术不是去比谁画的像梵高或毕加索,而是看谁画的有个性,画出了自己的意识。做的像有什么用?哪怕做到一模一样都不厉害。重要的是你自己做的怎么样,自己完善了没有。其实如果去学别人,学一百年,别人也是冠军,如果去比,一定比的是相声、是京剧,老外做到再好,也是在学,文化自信就是这么回事。而学成一模一样,学来同样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同样的叙事结构,又能怎样呢?要把北京改成好莱坞分场?



影视工业网:《疯狂的外星人》听说之前故事中有情感表达的部分,但是被删掉了?


宁浩:中国是情感需求大国,因为中国人只能信赖情感,所以这也是需要情感的原因吧。但是我不在乎,因为我的电影要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所有人都说要“笑中带泪”,为什么一定要笑中带泪?为什么看完不同的东西,要给观众同样的感受?是可以有不同感受的,越丰富的感受越好,所以我不太喜欢要这个东西,就去掉了。


影视工业网:对你来说,拍电影困难的是哪一部分?


宁浩:拍电影哪有不困难的地方,写故事、拍摄、后期都是不停的去发现“真相”是什么,很难搞。并且之前的经验没有用处,每次面临一个问题,它都是新的,之前的经验没用处,只会带来一些毛病,每次必须重来。


像《疯狂的外星人》拍摄搭景的工程量很大,并且这部电影特效量很多,特效镜头制作也复杂,所以每次都乱七八糟。拍的时候也很难让别人理解你的意思,有时候就没有好办法,只能一遍一遍的做、一遍一遍说。这次做特效,我要去美国当面沟通,因为有很多东西外国人听不懂,他们不理解你的表演情绪,只能画和演给他们。



影视工业网:那你认为工业化制作,对作者电影有帮助吗?


宁浩:作者导演就不要拍工业化电影,要拍工业化电影,就别做作者电影。


工业化把电影本身的温度降了下来,这是反创作的。工业化就是流程化,标准化,这样才快嘛。但有了标准就是产品化,产品化,必然消解作者性质。做雕塑,就得一笔一笔、一刀一刀上手。把它搞成流水线,一个人画形,一个人填颜色,必然会分成三、四个人的意识,那三、四人的意识为了达成统一,必然会出现套路,按照套路制作,最后全变成了套路,这怎么能变成艺术品?必然会成为一个工艺品。我经常看一些美国的大片,会觉得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人”,因为我看不到一个作者,它没有人情味,说白了就是“标准件”。


在美国也一样,好莱坞的作者导演也不拍工业化电影。而且很多工业化电影几乎都是特效师转导演,或者他非常喜欢、热爱这些才去做。像彼得·杰克逊、詹姆斯·卡梅隆这些导演就是喜欢技术,热爱特效。而且,很少有人能够把作者电影和工业统一的很好,克里斯托弗·诺兰算是统一的不错,这是因为他有很多作者性的办法,比如说他非要坚持用胶片,这也是在对抗工业化的过程。因为他坚持了自己的套路,那所谓好莱坞的工业化在他面前就失效了,只能变回传统的制作。


而且拍摄这种大制作的电影它有很多障碍,所以没有必要。一个作者导演,为什么非要做这么大的制作?对我来说,尝试一下,认识到这是什么就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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