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专访 | 三十而立的昔日戛纳神童

5月26日


采访媒体 /  LaPresse

记者 / MARC CASSIVI


距离《我杀了我妈妈》已有十年,在他出发去戛纳之前几天,泽维尔·多兰接受了马克·卡西维的专访。

 

泽维尔·多兰和我约在了老蒙特利尔咖啡馆见面,距离我第一次在那里采访他,已经整整十年。这是漫长的十年,其间他频繁出现在戛纳电影节的会场。八部成片,多个奖项,还有一些争议。多兰正迈入而立之年,是时候来清算一下了。

 

咖啡馆里有点拥挤,人远比当年多。多兰并没太大改变。早年叛逆的刘海和黑框眼镜不见了,换来的是肌肉和纹身,但是他二十多岁时的激情、口才和野心则始终没变。



十年前,他在导演双周上呈现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我杀了我妈妈》。这是他和戛纳的初次亲密接触,也是他和全世界最负盛名的电影盛会起起伏伏的一段紧密关系的开端。每年四千多名记者都会参加这场盛会。



五月二十二日,泽维尔·多兰带着他的新电影《马提亚斯和马克西姆》,再次来到戛纳十字大道(影节宫所在地),参加主竞赛单元。




继2014年多兰的作品《妈咪》获得评委会奖,两年后又凭借《只是世界尽头》获得评审团大奖之后,多兰将第三次角逐金棕榈奖——这个纪录在魁北克地区先前一直由吉尔斯·卡勒保持——同样的纪录保持者还有众多著名影人,其中包括之前的桂冠得主昆汀·塔伦蒂诺、肯·洛奇、阿布戴·柯西胥、泰伦斯·马利克以及达内兄弟。

 

“一次非常令人震撼的选片。”多兰承认。他将第四次在他自己的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演出。(前三部是《我杀了我妈妈》、《幻想之爱》和《汤姆在农场》)




骄傲和失望


在三十岁的时候,他的长片已经第六次选入戛纳电影节了。加布里埃尔·德阿尔梅达·弗雷塔斯、皮埃尔-吕克.冯克、安托万·皮隆和阿迪布.阿尔卡里戴等演员因为他的电影《马提亚斯和马克西姆》走红,多兰也把该片与劳伦斯·卡斯丹的《大寒》(The Big Chill/Les copains d’abord) 进行了比较,两部片子都探讨了一群朋友之间暧昧模糊的关系。这是多兰至今为止最引以为豪的一部戛纳参赛作品。

 


“我从来没有如此迫不及待地带着一部电影去戛纳,”他说,“尽管我过去两年经历了极大的失望,一部分影评人一致的批评也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消减我的激动、热情和兴奋,因为我就要和一群我爱的年轻朋友们一起,把这部影片带到戛纳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去戛纳。”

 

多兰说的失望,并不是因为他的影片《只是世界尽头》获得评审团大奖(这就像在奥运会上拿了个银牌),而是接下来的事情:在遭受了美国媒体的冷遇之后,他这部根据法国剧作家让-卢克.拉卡尔斯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北美地区找不到一位发行人。

 

他还提到了《约翰·多诺万的死与生》,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作品,也是第一部英语作品,一样也在多伦多电影节遭到了美国媒体的冷眼,他希望年底之前可以在院线上映。



“我在过去的两年里强烈地感觉到有很多人非常厌恶我。”他言简意赅地告诉我。

 

“你这么觉得?”

 

“我怎么可能不这么觉得呢?我刚刚从两部作品遭遇冷遇的阴霾中走出来。一部(约翰·多诺万)是个商业、金融、艺术之谜。 大多数市场在三年前拍摄时都没有发现它,这非常令人沮丧。而第一个则是从来没有在美国院线上映过,而是直接在Netflix上发行的。它的确是在戛纳得奖了,但是我的感觉是它直接导致美国媒体把我妖魔化了,他们觉得这是对艺术的一种侮辱。”

 

我斗胆提醒多兰,《只是世界尽头》还为他赢得了凯撒奖最佳导演,那时候他才27岁。

 


“这么想并不会帮到我什么,”多兰非常直白地说,并没有假装谦虚,“这样并不会让我进步。我不会坐在这个成绩上吃老本。我并不想后退,我要继续前进!在我那两部电影之后,有一种说法已经开始存在,这是从工业和媒体角度出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的灵气已经暗淡了,或者说我的才华之花已经凋谢。”

 

“我想在我三十几岁开始新的篇章,用一部电影来调和这种矛盾。我希望我的电影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我依然有东西要表达......我依然存在。”——泽维尔.多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提亚斯和马克西姆》入选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看起来既是一种安慰又像对于这种顽强不息的活力的一种保证,仅仅是因为电影节的主办方对多兰的电影有一种情感,毕竟他是戛纳的亲儿子嘛?

 

两次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之后,如今这场盛宴开幕在即,他会不会因为全世界媒体严苛的审查而感到特别有压力呢?

 

“的确是有压力的,因为我总是能在戛纳电影节上有所斩获,这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诅咒。”他说,“我觉得在魁北克人的想象中,这就像是一种惯性了。但是事实上,每年都有十六位电影人将空手而归!但是我能确信的是,我爱这部电影超过《妈咪》和《只是世界尽头》,我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新起点,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

 



一次新的出发

 

在多兰看来,《马提亚斯和马克西姆》是一次新的出发,也标志着一个电影周期的结束


“我意识到我的电影组成了一个整体。”他说,但是他接着又改变了主意说道,“是,也不是......我不想再往我的棺材上钉一个钉子了,也不想把任何一个钉子再钉得更深一点了,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不适!但是从一个更为存在主义的角度,在我们所生活的时空之中,在我的所有电影中,从第一部到最近一部,都是有一个关联的。”

 

戛纳电影节选片委员会主席特艾里·福茂表示,《马提亚斯和马克西姆》一片探索了泽维尔·多兰和电影这十年来的关系。“拒绝,爱,恨,热情,激情,狂热”,多兰借用他的导师对他作品的评价,概括说。

 

“这是通往其它事物的一次新的出发。朝着我人生中的下一个十年,朝着又一个转瞬即逝的十年,朝着新的计划。对我来说,下一个十年与上一个十年会是非常不同的。我不想用同样的节奏来做电影。我想更多地转向演员。我一直有这样的愿望。这也是现在正在慢慢实现的。”这位演员兼导演说道。我们也在近期乔尔·埃哲顿导演的电影《被抹去的男孩》中看到了他的表现。



多兰长久以来也表示,他之所以自己导演电影,是因为以前在别人的电影中没有足够的角色让他来出演。


“在自己的电影里给自己一个角色是不光彩的,除非这个角色是合适的。”他说,“与其说我专注于表演,学习过表演,不如说我一直在学习如何导演。”他说到自己最初几部影片时,这么表述道。如今他的选择已经目不暇接,明年夏天和后年夏天他将出演两部法国影片,另外,还有一部美国片子已经向他抛出橄榄枝,预期在明年春天拍摄。

 

他在法国是一个明星,在那里,他被邀请出席各种电视节目,并且他的电影《约翰·多诺万的死与生》在三月上映。法国的评论声音也明显比美国甚至是魁北克媒体热情,后者的批评让他为电影的失败而苦恼不已。“我们讨论在国外的本国人时,有时候会缺乏一种凝聚力,这是很可悲的。”他表示。



这是不是给了他足够的渴望逃遁到巴黎?不,他断然回答。“蒙特利尔是个值得回去的城市,我不想住在任何别的地方。”和大家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他只有在去到法国的时候才会在巴黎住上几天。

 

“我以魁北克人的方式思考,我以魁北克人的方式做梦,我以魁北克人的方式写作,我是魁北克人。”他坚持说,“在人们眼中,我作为艺术家的合理性,部分原因就是,从一开始,我就是来自魁北克的。”

 

“从文化角度来看,作为一个魁北克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一种幸存者哲学。这是一种反文化。就是在这种反文化中,我找到了一种艺术上的反叛,我就是这样反抗着一切,继续我的电影事业的。”——泽维尔·多兰

 

“即便人们批评我,即便有人觉得我是被宠坏的小屁孩,即便有人觉得我自恋又傲慢。我无所谓!因为我是魁北克人。”

 



关于批评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机智。在成功经历了这样跌宕而精彩、像是他青春路上一道障碍的十年之后,他并没有变得如我想象中那样平静。

 

泽维尔·多兰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昙花一现,但是他也怕被人遗忘。他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自己作为导演的才华,但是他更希望我们认可他作为演员的成绩。他曾在魁北克和国外各种场合中获得殊荣,但是他渴望其它的嘉奖。法国已经把他视作为自己的孩子,但是他还是憧憬着美国社会的认可。无数的评论已经向他的天才致敬,但是他关注更多的还是那些让他饱受折磨的评论。

 

“并不是说我不平静,”他反抗说,“你问了问题,我只是如实地回答了!我对于一件事已经很平静了,这是我在对于英语媒体关于《只是世界尽头》的评论一次次失望之后学会的。我选择不再看重一部电影刚刚面世时受到的那些批评。我不会在戛纳看这些评论的。这并不会太难的!”



他始终对关于他的评论很敏感,但是他表示,自从他在《只是世界尽头》首映戛纳时对于批评者反应过激之后,他现在已经调整了自己和那些评论的关系。“我已经不想和那些评论正面交锋了,因为我不想为此痛苦。”他简单地表示,“我更愿意想象我自己生活在另一个年代,而这些评论已经因为社交网络而演变或者变得一文不值了。这些评论变得更为细琐又有毒,带来的那些转发和点赞也失去了真实、优雅和公正。”

 

也是因为这样,他说他已经抛弃了推特,他曾经在推特上太过活跃(他已经在去年七月永久关闭了账号)。“都是一些情绪性的厌恶和诋毁。从来没有就事论事的。我有点笛卡尔主义。我读着那些东西,我就跟自己说: ‘那些人根本不认识我!’有段时间,是我自己把自己搞得无比地痛苦。”

 

有人指责他在社交网络上用英语表述。“在我Instagram上的七十万粉丝中,大部分人不说法语!对我来说,双语不是一种赶时髦,而是一笔财富。问题是,对于这里很多人来说,这反而是一种弱点,它就是一种背叛的行为。但是,这种想法是很狭隘的。因为所有的文化都会嬗变,所有的语言也都在演变。这就是历史规律。我们不能靠着固步自封来保持自己的身份。拒绝这种变化,这也是我们的损失。”

 

多兰认为自己不是不接受批评。“我接受批评!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难以理解的,就是我只接受在我看来有智慧的批评。很多人的批评在我看来是愚蠢的。”



可能外人不会想到,但是多兰自己却是最严苛的批评家。他在开拍《马提亚斯和马克西姆》之前重新审视了自己所有的电影,他表示再看《幻想之爱》时有点难以接受,他对自己的作品表现出一种真实清醒的理性。

 

“自《我杀了我妈妈》以后,我就读了很多评论,试图去学习,去进化,去提高,去改变。”他说,“人们对我评头论足:我需要跳出来看自己,这里要放慢节奏,这里要少一些音乐泡泡,这一切都在对我叫嚣......我必须要学会接受和摈弃,从我职业生涯的起点开始,我就是这样。


所以,听到有人说我不接受批评,说我自恋,就更加肯定了一部分批评中的各种理论,而这些批评都是在挖掘对于一个导演的印象,而不是对一部电影的感受。”

 



“人们并不真正认识我”

 

他的作品是不是被过分个人化了?是不是比别的电影人更被个人化,因为他是如此早熟的神童?“我不知道,”他说,“或许一些人有一天会厌倦我,但是我永远不会厌倦人们。我会一直有对他们讲故事的欲望。


从一开始,人们就觉得我讲的是我自己的故事。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的电影怎么会有这样的国际市场,尤其是在日本和韩国?很显然,很大一部分的观众对我讲述的故事是有代入感的。所以从一开始它就不是我自己的自说自话。”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泽维尔·多兰从他出道开始就是分裂的,他炫目的电影和他合时宜的性格,还有他那种坚定,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傲慢。



“人们并不认识我,”他说,“他们以为通过一次访谈、一次媒体上的曝光或是一次戛纳电影节上的反应来认识我,而其实这些报导都有雪球效应,也有其不真实性。光从记者报导是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的。只有在生活中真正和人接触,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你可以问问我的同事们,我在创作电影的时候是不是不听批评的人。问问他们!问问安德烈·图尔潘(他的摄影师),问问南希·格朗特(他的制片人),问问我的演员们,问问安娜·多尔瓦尔。他们会回答你的。”

 

他身边的人并不害怕向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他说,“莫妮亚·肖克里就在看完初剪的《马提亚斯和马克西姆》之后给了我一些建议。”

 

他在《幻想之爱》(与尼尔斯·施内德合作)中的搭档莫妮亚·肖克里也将在下周二在戛纳一种关注的开幕式上拿出她的第一部长片《我兄弟的妻子》。他为他的朋友感到骄傲,他们在整个电影节都将并肩作战。“我们会一起去看电影!”多兰发誓,他已经做好了与发行商和导演的见面计划。

 

五年前,很多人预测《妈咪》会得金棕榈奖。他对《马提亚斯和马克西姆》有怎样的野心呢?第一枚魁北克金棕榈?



“后来我就成了评委会的一员!”他沉思状地回忆起2015年在科恩兄弟作为评委会主席时的经历。在一场竞赛中看一部电影会影响我们的目光。我们会对别人的电影有异议,我们会拿它们来比较,这是必不可免的。有些电影的优势和弱点是相辅相成的。这一切都很激烈!这是一场角逐。对,角逐。所以当人们问起 ‘你想过拿下金棕榈吗?’时,答案对于任何一个去往戛纳的电影人来说都是很简单的。当然!可能别人不会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多兰又说,但是今年他的期望“比往年都小”。因为今年的竞争特别激烈吗?因为今年的评委会成员大都是导演,让他觉得有些害怕?因为二十一分之一的机会,得奖概率比较小吗?不太清楚。

 

泽维尔·多兰刚刚三十岁。几年来我见过的很多青年艺术家把他作为榜样,非常欣赏他,渴望像他那样的成功。对他们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楷模,而是他们自己野心的投射。他是汪洋恣意的年轻一代的楷模,就像俗语说的,地球是我们的游乐场。显然这些看似是奉承的表达也让他感到不适......



“我并没有做到。”他突然说,像是在驱赶这个念头。“尽管这听起来让我很欣慰,但我希望自己不要因此自满。人们经常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了答案:我现在又不是85岁了!我还很年轻。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希望这些事情能在某个艺术领域创造一些不同,甚至可能在别的领域。我还有东西要呈现。对我来说,衰老不是问题,而是当人们把我捧到这个位置,把我当作楷模,这让我感觉自己被固定住了。这一切只是发生在十年间,而不是五十年!在这种呈现方式中,有一些极限的、终极的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只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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