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当年大闯男生澡堂的第五代最小女导演,今天怎么样了?

刘苗苗老师说了,这次接受第一导演(ID:diyidy)的专访,“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


稍稍这么一调动,好家伙,这本行走的电影历史书,撒下一路花边大料,刹不住车,绝对老司机。


刘苗苗


从当年父亲被周恩来总理首肯的年代说起,聊到自己小时候偷看《红楼梦》的快乐岁月,再到父亲离世,母亲给她看鲁迅杂文中《死》这一章节的惊悚之夜。


而高潮戏还在后面,在她以16岁最小的年纪考上北电78级导演系后,为了逃避学业压力,选择遁入爱情的“深坑”,还有被陈凯歌“吹嘘”了40年她勇闯男澡堂给男友烧热水的壮举。


她眼中的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可能和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眼中的自己,都不大一样。


刘苗苗和田壮壮


到了后来人生最暗黑的时期,几进几出精神康复中心,从近乎崩溃失控,到完全掌握抗击颅内恶魔的办法。


靠的只有电影。


从长发变成了寸头,她的故事太多,但懂她的人太少。


什么叫懂?


就像田壮壮老师,从不在患病的她面前说一句“你要注意身体”,他只会说,“你这件小衣服真漂亮”。


等一下?刘苗苗是谁,你是不是还不清楚?刘苗苗拍过什么电影,你是不是还没看过?


我觉得在了解这些事情前,不妨先看看轻松的,又有点忧愁的流金岁月。


然后,再去了解她还是中国最杰出第五代女导演之一,《马蹄声碎》是最早在长征主旋律题材中注入女性意识的电影,《杂嘴子》拿下第50届威尼斯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那个外人眼中,几个办公室老头抽着烟、喝着茶就评选出来的大奖”。


她有部新电影,叫《红花绿叶》,回到家乡宁夏,寻找最初的纯善。


《红花绿叶》


即便票房不足100万,但她就站在历史的岔路口,不愿意选择,不求一丝的改变,因为她信,站在这,“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一个停留在90年代某一时刻的导演,大家都散了,她还盯着那朵花看,她发现,花蕊中有一只蜜蜂。


01

文艺启蒙:

从小偷看《红楼梦》,爸爸去世时我很害怕“死”


西海固和我的关系特别独特。

 

1958年之前,我父亲刘震寰属于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铁道兵二师,是师长,也是铁道兵的创始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我爸在甘肃做省统战部的副部长,然后在中共中央批示下,到了最贫困的西海固。因为那是回族聚集地,他是回族。

 

大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家啥都没有,房子像一溜火车厢,一个门一个门的,就有两床缎子被。


人家都笑我,说你们家还有火车厢一样的房子,还有缎子被,还说你家啥也没有!


车是公家配的,等我爸从民政厅厅长一直做到政协副主席,家里面依旧啥也没有,所有家具上还都按着公章。

 

爸爸工作很忙,平时见不着,永远是到了半夜三更,听着脚步声,听到门响。

 

那时候南粮北调,他每年到北京开北方农业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每次回来都忧心忡忡,吃不下饭。因为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就知道问中央要粮。


只有一次我爸回来挺开心的,说总理招待他们在会议上吃饭。周总理知道他叫刘震寰,然后跟他端杯说,四川有个大军阀也叫刘震寰,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但你是我们共产党的刘震寰


他就高兴的啊,哈哈哈哈哈。


但家里人不太讲过去的事情,尤其我父亲,打过仗的人是不太爱说打仗。


他只有看黑白版《南征北战》的时候才感到亲切,演老师长的演员说一口四川话。我爸就特兴奋,他说那师长就是四川人!


1952年《南征北战》


当时的电影人,本身就是战士。


像武兆提(《英雄儿女》导演)、刘世龙,都是解放战争时期首长的警卫员。1949年全中国解放,首长问他,你想干吗?要脱军装了知道吧?他说我想演电影。首长说好,去吧。长春电影制片厂,《英雄儿女》。


 

你看三大战役的纪录片,非常棒。


当时战地摄影师是扛着摄影机上战场。那时候摄影机多沉?大铁疙瘩似的。冲锋的过程要拍,摄影师跟着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跑,前面扛机器的被击中倒下,胶片还在转,后面这个小徒弟,也是小兵,抱起摄影机接着往前跑,哭的时间都没有!


我认识后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这帮老摄影师、老导演,就是当年那些小兵。

 

但爸爸去世得早,如果说我文艺上受什么影响,一方面来自于我母亲,她是沈阳抗敌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前身)的。


47年入伍,49年解放,就到沈阳育才小学去当老师。她是高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夫人李立群的秘书,李立群就是育才小学的校长。


沈阳育才小学什么概念?看过叶大鹰拍的《红樱桃》吗?就是那些孩子从苏联回来,大多都不会说中文,要在育才小学重新学。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一句中文都不会,光会哭。我妈懂俄文,教语文和音乐,同时照顾这些孩子。


1995年《红樱桃》


另一方面,我小时候的娱乐就是看书。那时候邻居有个伯伯,书架上有《红楼梦》。


当时开中央会议,毛主席提出共产党必须要读四大名著。许世友(开国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边上顶嘴,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看它干吗?被狠狠批了一顿,毛主席说,《红楼梦》就得看!


所以当时内部发行了一批《红楼梦》。十三级以上干部可以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没有,可能我妈给藏起来了吧。

 

我是看《红楼梦》认字的。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先背着书包跑别人家,看一回两回,看完了把书给人家放架子上,就回家了,跟现在小孩放学回家看动画片似的。


那时候还从同学家里借来《青春之歌》,把书皮都撕了,偷回家,传着看。另外一个伯伯家有《苏联童话选》,那时候的译文可好了,一个错别字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不带错的。


还有《欧阳海之歌》、《洪桥作战》,这都是写人民公社的,《欧阳海之歌》、《红岩》当时都是禁书

 

爸爸在1971年去世,当时我才9岁,才意识到人会死,非常恐惧,一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死是什么样子?鼻孔里面会都是土吗?眼睛里也是土吗?耳朵也是土?会被烧掉吗?


因为我爸是共产党员,得签字火化,回族也得火化,共产党人必须按共产党的标准办。


整个中央只有一个人没签字,就是我刚才说的许世友,他说“我就要埋在我妈边上,我这辈子对不起我妈,死也要守着我妈”。整个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毛泽东特批了他一个人。

 

当时想不明白死亡是什么,晚上翻来覆去,害怕,就把灯打开,把妈妈推醒。我说妈妈,人为什么会死?我妈很累,还要上班,而且爸爸去世后,她心情也不好,然后你知道我妈干了一件什么事?


她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取出《鲁迅选集》,给我翻到鲁迅的一篇杂文,叫《死》。放到我手上说,你看看吧。然后她就睡了。


一个9岁孩子怎么看得懂鲁迅的杂文?那一晚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02

北电之旅:

导演系自己最小最自卑,就只好躲进爱情里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吴子牛、张金钊我们三个人从西北考区考来。

 

我年纪小,9月份生人,考试的时候好像是7月份,还不到16周岁。


初试,司徒兆敦老师是主考,他是前任文化部长司徒慧敏的儿子,现在叫“中国纪录片之父”。考试就是一个诗朗诵,再做一个命题小品。

 

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有一种怀念周总理的气氛,女诗人柯岩有一首诗叫《周总理你在哪里》,我就朗诵这首诗。


这首诗在中国文坛和民间引起巨大的反响,就是文革后,很久没有出现那么亲切温暖的诗句了,我们在宁夏都是对着高山喊这首诗。

 

诗朗诵完就是命题小品,司徒老师给我出的题叫《一块手绢》


因为刚朗诵完周总理的诗,我就设计我自己是个给周总理送饭的后勤。考场上准备了好多道具,我就看见一个老式的铁皮饭盒,就拿起来,演给总理送饭。


走到半路,就听到哀乐了,广播里传来总理逝世的消息,然后就掏出来那块手绢,做了一朵白花,别了起来。


老师觉得很奇怪,惯常的电影里,如果这个时候拿着饭盒的话,就会掉下饭盒,后来司徒老师跟我说,我们当时看见你把饭盒抱得紧紧的,就往下蹲,身体一直在抖。就这么选上了我。

 

当时北电在朱辛庄,占了农学院的地方。


我对大学太憧憬,但宿舍比想象的简陋得多,都没有木头床,床腿都是修过的。


我们那届78级导演系,19个男生,9个女生。


有一个我们叫她老大姐,叫王宜芹,她当时是插队回来的。彭小莲也插过队,胡玫当过兵,还有一个叫崔小芹的,我们五个人一宿舍。


彭小莲的床离我的还不到一米,她床头放着一个小桌子,我一天到晚看到她坐在那儿。她今年去世了,特别震惊惋惜,但我依照她的遗愿,没去现场送她,就给她扎了一个花圈,让她安静地走。

 

我们系里没有比我再小的了,只有表演系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叫徐美娜,后来也没怎么演戏。第五代导演里面,我最小。


其实我没到大学之前挺自信的,因为在县城中学里面,整个就是学霸。课间给大家讲故事,讲我看的书什么的,大家围着我,每星期语文老师的作文评奖常常会评我的作文。


我还是学生会的文体委员,也是学校的宣传队队长,整个沽源地区几个县的大型演出活动全是我报幕。


那些从上海、北京、天津来的老知青很吃惊,说这个小女孩普通话怎么会说得这么好!

 

但是上了大学,这种被包围的气氛就没了


不是说大家故意轻视我,一个36岁的人和一个26岁的人,差别就不那么大。但是一个26岁的人和一个16岁的人,这个确实就很大了。


我在北电的学业是一点点前进的,在青春期,从认知世界到认知电影艺术的导演专业,就是在黑暗中挣扎、摸索、纠结。那个时候我变得很自卑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谢晓晶,也是同班同学,他爸爸是我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他后来是电影学院的常务副院长、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


我们演《雷雨》的时候,他演姥爷,我演四凤,排戏的时候,谢晓晶就在宿舍里拿个小马扎,坐我对面说,苗苗你不要怕。


说起《雷雨》,田壮壮演大少爷,特别逗,我特别投入,从头天晚上就开始酝酿,有场戏我就快哭了,田壮壮却在那要笑,把我气的。他还教育我说,我告诉你,好的表演重要的是控制。


田壮壮 


我很慌了一阵,被大家认为不刻苦,我就躲到爱情里面去了。应该说是第一次,之前的不叫爱情,叫情愫。


他叫黎少旭,我们同一个班,他大学毕业就留法了,如果他现在是个大导演,我也跟着沾个光,然而人家没怎么拍片。这样说人家,挺尴尬的。


那时候,我们班晚上半夜三更一高兴就冲到朱辛庄边上的田野里,弹吉他,唱歌。黎少旭吉他弹得好,歌唱得好,而且他有两把吉他,还有一把电吉他。


他是广东人,出生在上海,爸爸妈妈都是东江纵队的,也是红色后代。妈妈是香港人,爸爸是番禺人。所以当时他在香港有好多亲戚,就给他带了好多时尚的衣服,大喇叭裤。


但在我们班当时那个氛围里,是有点被人悄悄耻笑的。我们班里主流是什么派头?田壮壮那种邋遢帅!


部队出来的,不羁,糙爷们,一手拎着一个铁皮暖壶,一手端着一个大茶缸子,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抽的是黑杆天坛,就天天在教室抽,那个味道浓得,校队天天这帮小子,陈凯歌是高中锋,田壮壮是矮后卫。



这边黎少旭是个抹雪花膏、弹吉他的,穿着阔腿裤,偏分梳得溜光水滑的,哈哈哈,他恰恰不是男生们所羡慕的。


女生也都不喜欢他这样的,你想想,胡玫、李少红当兵的。这个男孩现在来看就是小鲜肉。你就看第一部戏,第五代的出山之作《一个和八个》,那是我们的审美。



但是张暖忻老师在他的《沙鸥》里面把他选中了,演了一个体育记者,他很高挑,有一米八二,大长腿,长着一张文青脸,演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体育记者,不止两场戏呢。

 

78级,一共170来个学生,都在一栋楼上,除了表演系他们在小西天。我们那帮全邋遢。


像张艺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就是纯棉布的青年装。中山装不是四个口袋吗?上面两个,下面两个。青年装就是只有上面两个口袋。全是洗褪色的。


田壮壮个子不高,但球打得非常聪明,又勇敢,当兵时部队首长喜欢他的球,凯歌也是当兵时打球,忘了是昆明军区篮球队的还是师部篮球队的。


张艺谋打篮球不行,篮球场哪有他的份?张黎(刘苗苗前夫)厉害,校队的后卫,短跑也厉害,有文化部艺术院校的百米记录。

 

张艺谋风光,是因为照片拍得好。



当时图片摄影、胶片作业非常稀有,他们摄影系有,都是好几个人搞一个小小的短片,才几分钟,我都被去叫过当模特。我们那时候就蛮尊重他的,看到他的照片,觉得他当时好牛,在杂志上都发表过。


张艺谋很努力很刻苦,之前家庭成分不好,张黎以前家庭成分也不好。

 

其实我14岁的时候,看到我哥哥被指成帮派、黑爪牙,我就对政治厌倦了,就那么回事,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问问陈凯歌,他老讲一个段子,我们78班每10年聚会一次,到四十周年那次,陈凯歌还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段子。


他们当时男生住四楼,我们女生住二楼,男生有一个卫生间,里面是厕所,外面是洗漱间。大夏天他们有时候踢个球,打个球回来,白天在里面洗澡。


陈凯歌用他的浑厚的声音,在我们的毕业十年的聚会上发言说,刘苗苗,用热水器(两个电热丝,插上电源,放到桶里面热水)在塑料桶里,给黎少旭烧水洗澡,我和田壮壮在卫生间里面洗澡,刘苗苗一脚就把门踹开了,说刘苗苗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大气,拎起一桶水就去拿热水器,给黎少旭热水。

 

第一个十年讲了,第二个十年又站起来讲,第三个十年还讲,第四个十年了,就是去年的10月份,我们在北京聚会,他居然再讲了一遍!你说他是不是老了!


78级合影


说实在的,这事我都记不得。我认为陈凯歌很有杜撰之嫌,他编的,还一脚踹开门?


但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真进去了,我断不会看他们。他俩在里面就是赤裸裸的,我也不会看

 

最后我和我的初恋还是分开了,不合适。


他有个外号叫“大少爷”,我有个外号叫“端盘子的姑娘”。当时有个电影叫《端盘子的姑娘》,马精武导的,陈凯歌田壮壮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外号,一听你就明白了。


黎少旭从来不打饭,大部分同学都在食堂吃,他不下来,我就从食堂打两个人的上四楼,那时候也年轻,就窜上去了。

 

有可能我是一个西北女孩,尽管祖籍是河北沧州,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军人家庭出身,但他在上海都市长大,我是在西海固。


他当时是挺希望我跟他回上海的,这个责任在我吧,就会觉得跟他生活会比较累。

 

03

奔向电影:

精神病的坎,我用电影迈过去了


当时在北电,我们看的片子很多都是过路片


人家各大使馆带过来的片,我们拿来放,然后赶快还给人家。看了不少卫国战争时期的电影,还有前苏联《战舰波将金号》这些,爱森斯坦这些都看了很多。

 

震的片子太多了,各大流派基本上都看了。法国新浪潮、新现实主义这些,《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时》《警察与小偷》。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片子看的也多,《鸳梦重温》、《卡萨布兰卡》、《煤气灯下》。


也有70年代的美国片子,因为我们读书是在80年代,比如《猜猜看谁来吃晚餐》《金色池塘》。


戈达尔的没看过,应该是片源问题,他的片子不路过中国。《星球大战》没看过,当时都没听说过。

 

导演这个职业,我后来才开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费里尼的一句话,他说就像一个孩子走进教堂的时候,不像其他的孩子,感觉到那种恐惧和压抑,他却沉浸在迟早会成为神父的喜悦之中。

 

后来2001年左右,我就得病了。


我在《杂嘴子》获奖前的8年里离了两次婚,生了一个孩子。《杂嘴子》是我第四部电影,《家丑》是第五部,拍了五部电影,还不算电视剧。



就是精神和身体到了极其虚弱的时候。要是知道自己这个情况还好,恰恰是你不知道就病了,你甚至不知道疲惫,只感觉到像一种惯性一样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就接近精神崩溃,出了问题。

 

这病就一次次的反复,一次次对这个病有更深的认知和控制能力,和这个病的斗争是屡败屡战,最后达到能够控制它、能够掌握它。


因为精神疾患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医生也这样说,药物只能起30%的作用。这个说起来就太漫长了,我准备以后将来写本书,叫《拒绝堕落》。

 

田壮壮也特有意思,他知道我病了,就往我姐姐家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姐姐家的电话,还是座机。


他就跟我说,说我是田壮壮,你姐姐不认识我,我问苗苗现在在哪儿,你姐说不知道。太可爱了。


壮壮后来见到我几乎从来不问我的病,就连“你要注意身体”这样的话都不会说,他见到我的时候,会说“这件小衣服真漂亮”,其实我也不过是穿了一件很便宜衣服。

 

我现在挺好的,很平静,我今天是因为跟你“第一导演”做采访,所以我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平时我还是挺平静的。


 

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得病?就是定力不够,我想对很多年轻人来讲都有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就听了爸爸的话,爸爸去世前嘱咐过全家,再有困难也不能麻烦他的战友,我一直遵循,没有找过。


最终是电影让我专注,创作对于克服我的病,以至让我从病的阴霾中走出来,包括对自己的调整,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电影有工期,有筹备,有节奏。

 

我曾经对“电影导演”有这样的概括:电影不是玩出来的,导演是诗人,也是工人。

 

如果你确信你是对的,那你就不要改变,好让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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