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为什么把韩国人拍成“寄生虫”?



结合不同类型和基调,带来出乎意料的观影体验,又能不带批判地揭露全球皆然的问题,精彩且利落地展现电影的本质。

——戛纳评审们给《寄生虫》的评语


首部获得戛纳金棕榈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讲述过着无业游名生活的一家四口,在儿子靠着假文凭到富豪家庭担任家教后,决心密谋闯入上流社会。此举让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有了意外的交集,却也因而引发一连串不可收拾的意外。而导演奉俊昊精准的以大众角度切入故事,一层一层揭发潜藏在喜剧包装下的残酷现实,千万别把这部电影当作警世寓言,因为它所点出的社会命题是真实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如同电影宣传的一句标语:「下流人做上流梦,上流人做下流事。谁才是社会的寄生虫?」



《寄生虫》主打的贫富差距议题听上去有些老套,却被奉俊昊杂揉惊悚、悬疑、黑色幽默的拍摄手法与故事设计巧思,玩转出了一部新颖又扎实有利的完美作品。有趣的是,这部讲述贫穷人家处心积虑透过伪造学历,成功将孩子送进有钱人家当家教的诡异情节,其实源自导演奉俊昊的亲身经历。


曾就读延世大学的奉俊昊在聊到《寄生虫》的故事时说到:「我大学的时候当过数学家教,曾经到一栋花园别墅上课,别墅二楼还有一间三温暖室。我还记得跟女主人面试的情景,以及大理石地板的触感和房子宽敞又冰冷的感觉。这些记忆都成了我写剧本的参考来源。



对于奉俊昊来说,家教是一个能轻松让人窥见另一个家庭生活样貌的有趣途径,而这非常符合他对《寄生虫》故事架构的需求。不过,真正使连影帝宋康昊都赞不绝口的,还是导演从如此简单、直觉的题材发想,延伸出去的细微末节、情节布局。



阶级论人

常看韩综或韩剧的话,一定能感受到韩国人非常重视「伦理」,从家庭、学校到职场,长幼辈分、学长学弟制充斥着他们的生活。在中国做自我介绍时,讲个名字、兴趣、哪里人可能就差不多了,但在韩国,自我介绍一定会说出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如果遇到同年出生的还会再追问月份。



这么讲究是因为韩国人在确认对方的年纪后,才知道要使用「敬语」还是「半语」,哪怕只是早出生个一天都得用敬语互动,这样的习惯从国小就开始养成了。但也别想说为了表现自己很有礼貌,所以待人都用「敬语」,因为这样会让晚辈以为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被你讨厌,反而弄巧成拙让人觉得你难亲近。


贫富差距

在中国如果失业可以出来卖烧饼、开早餐店,但在韩国你可能连卖个泡菜都有困难,因为韩国许多产业都已被大财阀垄断,而这一切都得追溯到1971年,朴正熙总统决定扶植特定的企业做为提升韩国经济的主要方向,除了挹注庞大资金外,也给予垄断性的特许产业,使得公司规模迅速成长。



这种官商之间的「裙带资本主义」一直到现在都难以消除,因而韩国人抱怨社会不公时,财阀绝对是众矢之的,控制财阀进而成为每次大选的政治口号,好比说「经济民主化」便是2012年总统大选约束财阀的代号,但政府的实际作为却很有限,唯一比较显著的应该是韩国近几年疯狂调涨基本工资,但这却也造成下一个社会问题……


失业风潮

为了因应政府的薪资调涨,大财阀只好减少人力成本,大量裁员,更别说是那些努力在社会生存的中小企业。根据今年五月的统计报告,韩国青年的失业率高达11.5%,创下近19年来的最高值。



在这个变迁快速的时代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希望能找到稳定、安逸的工作,而在韩国只有两条路可以走,除了进大企业工作外,就是到公部门上班,但前者常常出现上百人应征一个职缺的窘况,后者录取率则大约落在3%左右。为了在竞争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取得一席生存之地,韩国从小在教育上便有着「名校迷思」。


名校迷思

今年二月刚播毕的韩剧《天空之城》正是以上流家庭培育子女成为成功人士的社会讽刺剧,片名的「SKY」便是以韩国三大学府的首字母做为缩写,强调父母如何以爱之名逼迫孩子读书,只为了抢夺挤进名校的门票,因为对他们来说,读了名校才能延续这个家庭的上流地位,才能有机会进入大企业工作。而无论你是要考进名校或是要考公务员,补习是许多人必经的一条路,韩国的补习风气非常严重。



奉俊昊:灵感来自“誊印法”

在戛纳电影节伊始,《好莱坞报道》曾对奉俊昊进行了一次专访。采访中,他讨论了《寄生虫》如何借鉴法国艺术技法来设计影片的结构,如何将贫富差距问题转化为一个惊悚故事


Q: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部电影的创作背景和灵感来源吗?


奉:是关于两个家庭的。每个家庭有四个成员,一家很富有,另一家很贫穷。我的灵感来自于一个叫“誊印法”(decalmamia,超现实主义技法之一,追求意外的趣味及意象的暗示性)的艺术概念或者说艺术形式,它来自法语中的décalcomanie,现在在英语中叫decal。我们在韩国学校中学过这种技法。它的意思是,用墨水或其他东西在纸上制造一个图像,然后折叠纸张,这样图像就会印到另一边。这个概念启发了我,其实这部电影最初的名字就是《誊印》(décalcomanie)。当你看一幅誊印法的作品时,第一眼会觉得两边是一样的。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就像我电影中的两个家庭,它们看起来很相似,甚至可能一模一样,但实际上并不是。



Q:您提到的一个差异是,一个家富有,另一个家贫穷。确实,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症结之一。那么您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结构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奉:对,是这样。阶级之间的冲突,或者说贫富两极分化,本来就是世界性的问题,在韩国也一样存在。我觉得导演的工作就是尽力去反映他或她所处的时代。在影片中,穷人的儿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在富人的家庭里做家教。于是,两个家庭开始开始了互动,怪异的事情就随之发生了。实际上,现在富人和穷人能处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了,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轨道上。但如果你是一个在富人家庭做家教的穷人,那你就有机会看到这两个世界。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起点。虽然这部电影讨论了贫富差距这样严肃的问题,但它其实是一部犯罪惊悚片,也是一部黑色喜剧。对,它是一部类型片,所以你能在里面找到很多电影的乐趣。



Q:跟您之前的电影比,《寄生虫》的制作过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奉:《寄生虫》的拍摄过程更加集中——就像是用显微镜在观察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你在非常非常仔细地观察他们,一切都非常精密而微妙。大约80%到90%的戏发生在富人和穷人的房子里。所以它对细节要求很高,设计这些房子对我来说也很有趣。简单来说,《寄生虫》是这样一部电影:像是用显微镜来观察家庭,然后你在看的过程中,玻片上的细胞受到了生物学家的干扰。



Q:您经常被称为“类型电影大师”,但其实您很少拍单纯的类型片。您有一种独特的天赋,就是能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融合各种类型,创造出黑色幽默和情绪突变。


奉:“类型片”对我来说就像空气和血液一样。我呼吸着“类型片”做的空气,把它们带进我的身体,让它们流淌在我的血管里。我从小就爱看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电影,所以对类型元素的运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Q:您所有电影的剧本都是独立创作或和他人合作的,那么您是如何写剧本的?


奉:我写得很慢,一般会去咖啡店里写。我背对着咖啡馆里的人群,让嘈杂的声音留在我的背后,然后低下头,开始写我的剧本草稿。我不能在家里写,因为我太懒了,在家只想看电视或者睡觉。但在咖啡馆里就不能躺着睡觉了,对吧,所以我只能安心工作了。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不能在家工作的人。我和J·J·艾布拉姆斯(美剧《迷失》编剧)交流过,他说他在城市散步时写剧本。


完整采访请看:奉俊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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