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能公开谈性”简史

孙太勇、 等人看过




想先从[小小的愿望]这部电影谈起。


注意,我要说的不是这部电影的好坏,而是它上映前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比其电影本身好笑得多。


它讲的是一个突然患上肌肉萎缩症的高中生,想在临死之前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故事。换句话说,就是他想破处,他想做■,他想射■。


[小小的愿望]


但你我都该清楚,这种题材要想在内地的院线上映,大不易,至少要经历撤档和修改两大劫难。[小小的愿望]更惨,前后历经撤档、修改片名、重新配音、纠正主题一波四折,才修炼成仙。


于是,片头的梦遗片段只有声音,没了画面;预告片里的“我要破■”到了正片里变成了“我要恋爱”;“你是处■吗”改成了“你会不会大保健”;打飞机被概括成“通过点穴让他体会恋爱的感觉”。


甚至,连“我喜欢胸大的”这么一句台词,都在正片里被剪掉了。


作家王大根不无悲痛地感叹:偌大的中国,竟容不下一个少年的勃起。


[小小的愿望]


这让我想起1993年,王小波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叫“摆脱童稚状态”。


他写道:“每当杂志走得更远时,审查员就大声疾呼,灾难就要降临,但是后来也没闹什么灾。”


他还批评了当时的出版审查,认为“性在中国人生活里是很重要的事,这个方面没必要装神弄鬼。文学不能回避它,社会学要研究它,电影要表现它”。


为了传达这种禁忌带给写作者的掣肘,他举了个例子,假如一位作家写了性,尽管本心不是煽情、媚俗,也无法保证这书不会落到某个男孩子手里,从而起到■唤起的作用。“因为有这样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书不能出,这不是太冤了吗?”


[喜宴],李安说这是他临场发挥的台词


讲老实话,1993年讨论的话题,如今26年过去,竟还能拎出来从头再说一轮,委实好笑。


巧合的是,也是这一年,[喜宴]上映,李安在里面客串一位参加婚礼的宾客,贱兮兮地向老外解释什么是闹洞房: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本人是极嗜好黄书的。


从《金瓶梅连环画》到《江户四十八手》,从贾平凹的《废都》到李碧华的《诱僧》,零几年网络文学兴起,也读过monkey的《金鳞岂是池中物》。


我向来不爱矫揉造作的文字,文绉绉透着酸腐气息,三脚踹不出一个闷屁。最喜欢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一对男女■条条云雨巫山,只看一行字便被牵住了脐下三寸,燥热排山倒海呼之欲出。


张竞生的《性史》却将这二者融到一起了。


此君乃北大哲学系教授,1926年不怕死的在《京报副刊》征文,让大家提起笔,“详细而系统地记述个人性史”,如“春情几岁生,精几时有,月经何时来,曾与若干人交■,兴趣薄厚,次数多少”。


应征稿件纷至沓来,短短一月,便收到两百余篇,言语多少带点文气,却让人有读下去的兴趣:

迨几度纵送已排泄了很多的液■来了,浑身发热,一阵麻醉,有一股热的液质从子■口跃出直浇在他的生■器上。

张竞生从中挑出七篇,精心编纂,亲撰序言,集结成一本不到150页的小册子,取名《性史》。


据当时《民国日报》报道,“每本定价八角,书尚未到,已为各校学生定尽。无论何时何地,均手不释卷,一班青年男女,弄得好像饮了狂药一般。”


2014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将《性史》再版,取名《性史1926》


可不就是狂药?青春的躁动,本就是饮了狂药一样的,如果没有狂药,世界也会跟着荒凉的。


可惜,时任厦门大学教授的鲁迅推心置腹地说,“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


一语道尽当时公开谈性的艰难险阻。


于是《性史》出版仅四个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便没收了此书,孙传芳也在上海禁了此书。重压之下,向来开放的广州毫无还手之力,也缴了此书。


张竞生不得不离开北大,临走前言:“有人疑我是个大■■,荒诞■逸!”


张竞生,民国第一批留洋博士,曾被人戏谑为“卖春博士”


不仅如此,1930年,性教育正式进入初级中学教材,内容错漏百出,荒唐可笑。


陈香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民国中学教科书中的青春期性教育”一文中这样写道:

世界书局1930年出版的《初中生理卫生学》,认为男性的梦遗和女性的月经都是疾病,须求医诊治。上海黎明书局1941年出版的《性教育法》,对手■持彻底批判态度,称其“何等危险”。

倒应了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杜撰的口号——无知即力量。


[食神]


40年代,迫于审查的威力,文学和电影中对性的描述也都陷入了某种压抑和苦闷。


我看过费穆那部讲人妻出轨的[小城之春],人妻貌美,丈夫抱病,夫妻生活寡淡无味,直到丈夫的同学出现,如将石子投入死水,燃起了人妻的欲火。


[小城之春]是我国第一部人妻出轨电影,但拍得十分隐晦苦闷


英国早有类似故事,名叫《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于1928年,讲战后归来的丈夫因受伤瘫痪而冷落了妻子,后者寂寞难耐,不顾道德束缚,与庄园守门人颠鸾倒凤,大汗淋漓。


行到细节处,书里是这样写的——

她真切地感受到那个雄性的■■在自己■■轻轻地颤动,一股节奏神奇的律动在她体内升腾、蔓延、膨胀,直至全部填满她意识中那个张开的空洞。

1981年的电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而[小城之春]却处理得十分隐晦,只是拥抱和拉扯,直到最后,人妻都没有肉体出轨,而是选择恪守妻子的本分,照顾自己终日缠绵病榻的丈夫。


宛如站在《感动中国》的领奖台上,哭着说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出轨道路。



进入五六十年代,因为某些原因,性,愈发成为一种不可言说的禁忌。


北京协和医院的王文彬、赵志一、谭铭勋三位医生,曾在1954年合作编写过一本《性的知识》,仅五六万字,属正规出版物,学生却只能偷偷传阅。


书中原本附有男女生■器的剖面图及避孕套用法,1957年再版时,却被删得一干二净,后彻底禁止发行,赵志一也因被诬指为“流氓学者”而自杀。


《性的知识》初版印了80万册,再版印了140万册,但始终没能加入教育教材。图为其1980年再版,部分内容已恢复


“流氓”的定义,在当时是颇为含糊的。


公开搂抱、未婚先孕、跳贴面舞者皆可纳入此列,甚至听邓丽君——迟志强当年因为听《甜蜜蜜》,还让一女子坐到自己大腿上,便被判了四年有期。


说到邓丽君,西安有个叫马燕秦的,喜欢交际,1983年常组织朋友来家中跳舞,放《南屏晚钟》。


一日跳到很夜,几个朋友便在马家住下,谁知有人敲门,声称要“查户口”。刚把门打开就闯进几个便衣,称马燕秦“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


这其中多半都判了死刑,马燕秦是两枪毙命。


马燕秦,42岁,离异,独自拉扯两个女儿,在西安民生餐厅病退,靠劳保生活,极为寒酸。据说,她和那些朋友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舞跳累了就躺床上聊天,根本不存在聚众■乱


彼时,西方各国已经开展性教育,并细化至州县。哪怕退回至60年代,美国教育厅也已经拨款给各州立学校,用于培训性教育老师,并发放避孕套。


甚至连北欧小国丹麦,都在1967年开放了色■文学作品和图片,规定这类作品可以生产,并出售给十六岁以上的公民。于是猥亵儿童发案率瞬间下降了80%,性暴力侵害案件也大大减少。


此举一出,舆论哗然,整个西方都意识到,原来,色■作品的开放只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


于是《花花公子》开始出现女性的■■,《维瓦》杂志开始刊登男性生■器,《阁楼》甚至出现了女性的■■。


而几乎是同一时期,我们的刘峰同志,却因为一个拥抱,就被扣上“流氓”的帽子。我们的静秋同志,还以为“男人和女人躺在一起,就会怀孕”。


上图为[芳华],下图为[山楂树之恋],皆是在六七十年代背景下发生的故事


不仅如此,西方青年还能光明正大地去电影院看[深喉],看[无边春色绿门后],而我们除了红色电影,便只剩[今天我休息]和[革命家庭]。


我本人是念电影编剧学的,这两部电影在我们的教材里统称为“十七年电影”,属必考题目。


有一年期末考,最后一题是“浅析十七年电影创作中的感化”,我宿舍四人集体挂科。


为补考,于是胡乱看完,不热闹。


[革命家庭]里有一场戏,丈夫与妻子久别重逢,本该覆雨翻云,却提出让妻子剪发。半推半就下,妻子剪了,后照了照镜子,莫名其妙说了句很舒服。


后来才知,这是当时■暗示极其浓烈的一场戏,是性禁忌年代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革命家庭]


[今天我休息]猜起来倒十分简单,马天民正直热心,乐于助人,为了帮助他人解决困难,不惜一次又一次地放相亲对象的鸽子。


影评人LOOK这样总结道,“是因为帮助他人所产生的生理快感,已经超过了性的快感。


[今天我休息]


我是最喜不劳而获的,倘若有人哪怕牺牲性生活也要帮我解决写稿困难,我恐怕做梦也要笑醒的。


但这一时期有个异类,就是刘晓庆的[原野]


1981年的片子,讲丈夫出远门以后,身为人妻的刘晓庆在河边遇到了自己彪悍的旧情人。她对这位旧情人说,“今天夜里到我家里去,敢吗?


于是,[原野]成为我国首部因“色■”被禁的电影,且这一禁,便是七年。


有干部认为,这电影“一肚子男盗女娼”。妇联也认为,主人公乱搞男女关系,作风很有问题。


但其实那天夜里,刘晓庆只解开了一颗纽扣。


[原野],“今天夜里到我家去,敢吗?”


至于[庐山恋],虽顶着“新中国第一个吻戏镜头”的名头,号称“结束中国电影31年无吻戏历史”,但女主张瑜在采访中透露,“因为太紧张,没那个勇气,嘴都找不到了,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就跑了。”


男主郭凯敏也说,“严格讲不叫吻戏,就是亲一下脸然后闪开,外交部把电影局的意见都否了。


[庐山恋]中,男女主的泳装造型和亲脸镜头被观众抨击成“资本主义”和“黄色”


纸质出版行业也是众矢之的。


叶绍恭在《周恩来关心性教育》一书中写道,1972年,他在编写中学二年级《生理卫生》课本的“生■器官”一章时,编辑部“竟有一半人反对写这一章”。


同年,新版的《新华字典》也删去了任何与生■器官相关的字眼。


1962年与1972年版本的《新华字典》中,关于“bi”字的收录


类似的还有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想要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因为“没什么赚钱的书,经济压力非常大,想通过它的中译本摆脱困境”,却惊动了中宣部和文联,被紧急叫停。


1979年,《大众电影》封底刊了[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拥吻的剧照,激起了读者“问英杰”的愤怒,他写信质问编辑部:你们准备把我国的青少年们引向何方呢?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


左图为《大众电影》1979年第5期封底,右图是读者“问英杰”给编辑部的信


当时还出现了一阵狂热的“束胸”潮,女性热衷于购买最小的内衣,拼命把自己的■■勒紧、压平。因为在她们眼里,高耸的第二性征就是罪恶。


我中华民族的女人怎么能有胸呢?


至于男人,稍微有这方面的想法便要被记录在案。《温故》中就有一位知青回忆——


任班长的错误有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生■器一次。



1993年,也就是李安客串[喜宴]的那一年,避孕套首次作为零售商品,登上货架。


此前,套子一直是非卖品,由计生委垄断,按频率发给育龄夫妇。所以,当它被摆上我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周遭被围得水泄不通,却无人踏入半步。


开业16天,仅一人瑟缩着走进,惶恐不安地掏出9元6角,买走了一盒。


这让我想起一桩非常有趣的轶事。


1979年,聂华苓、安格尔夫妇到中国访问一批老一代作家,问,“你们中国的作品,怎么没写性呢?性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呀!”一位年长的作家把脖子一梗,答道:“我们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


对方又问,“那你们中国有好多小孩子,这是怎么一回事?”答曰:“我们像吃苦药一样做那件事!


这种“五千年的性压抑”至今,导致了两种结果,一种是私下极端的放纵,一种是明面极端的禁锢。


前者有约■软件、婚礼陋习、性侵猥亵,活像人们压抑太久后迫切要享受过山车下坠似的释放。


后者则有“14岁女儿早恋开房,被父亲打至尾骨骨折”;《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遭家长投诉“尺度过大”被强制收回;西安某高校要求女学生填写承诺卡,宣誓拒绝婚前与婚外■行为。


西安某高校“青春无悔”承诺卡


学者潘绥铭极其痛心疾首,“瑞典的性教育历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们现在还没赶上人家30年代。


这话是老生常谈。一聊起性,我们难免会拿自己和西方国家做比较。


记得我在TNT看过一个叫“Sex on TV”的专辑,说海斯法典时期,美国电影里的夫妻不能同床。


即使戏里有妻子怀孕的情节,在前面的剧情里也要分开睡,到了后期还不能出现分娩的片段,因这会引发观众联想,想象这对夫妻几个月前做过什么。


受此审查限制,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结尾,只能以火车进洞的方式比喻男女主的欢好之事。


[西北偏北]


看到这里,你或许一阵轻松,放下心来,想着美国也不过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偏北]是一部1959年的片子,而[小小的愿望]已是2019年的事。


说难听些,我们现在只相当于美国的60年代。甚至很有可能,我们将永远停留在人家的60年代。


去年,获奥斯卡金像奖和威尼斯金狮奖的[水形物语]在内地公映,遭电影局花式打码,闹了大笑话。


[水形物语]的“神奇特效小黑裙”


今年[小小的愿望]也如此,但观众却早已不问“为什么”,而是心照不宣相视一笑,心想“果不其然”。


[小小的愿望]正片删减了此片段


1896年,谭嗣同撰写《仁学》,发愿国人能认识到“性乃自然之事,毫无可羞丑之处”,如今123年过去,社会是进步了,但“性”字从来没有。


恭喜,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另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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