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疫情过后密集筹备的献礼片?

7月2日 11:17 29


献礼片仍然有未完成的阶段性“使命”。

文/庞宏波



未完待续的阶段“使命”。


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以31.7亿的票房体量,“测验”出了献礼片的市场容量。紧接着的2020年和2021年,可能依然会是中国电影在最近十年时间里献礼片较为密集的两年。以《我和我的祖国》为首的献礼片票房突围,实际上为后续影片在市场下沉上扫清了很多障碍。


但需要认清的一个现实是,在2019年出现的献礼片实际上和以往传统意义上的献礼片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而且成功在市场突围的献礼片将创作聚焦在小人物身上。这种平民视角拉近了观众与特定历史节点的距离。但对于献礼片来说,对于许多特定的历史重大题材,可能并不能完全以小人物为主要视角进行创作。那么大背景下的大人物、大事件如何赢得观众,依然是献礼片需要完成的“时代课题”。


在自身内容和市场之间找寻平衡的过程中,疫情所带来的市场重建实际上也无形中给献礼片带来了新的“历史任务”。整个电影行业在疫情期间遭遇重创,为数不多的大体量新片开机:由北京文化出品,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的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在疫情期间就顺利开机,力争在国庆档上映;而由腾讯影业、上影集团、三次元影业和阅文集团共同出品,黄建新监制并与郑大圣联合导演,为献礼建党100周年的《1921》则在今日开机。


以抗疫、扶贫、建党100周年为创作母题的献礼片,很显然会在2020年和2021年密集推出。除了继续拓展献礼片的市场容量,这批影片因为本身整合了行业一线资源,所以自然也承载着引领市场大盘的重任。



1

献礼片率先“抗疫”


时代使命和市场使命的一次融合。



对于献礼片来说,如今整个市场的低谷一定程度上也为其提供了一个发展的重要节点。在引领大盘的重任上,献礼片很可能会冲在最前沿。在疫情前,多部献礼片进入到了筹备期。而无论是抗疫、扶贫还是建党100周年,献礼片都有可能占据着这两年7月1日、国庆档等诸多优质档期。


虽然这两年随着整个市场的成熟,单纯依赖档期已经无法助推影片突围。但仍以“四大档期”为轴心的内地电影市场来说,献礼片的密集扎堆决定着这两年从疫情过后整个电影市场的一个重要走向。


相比2019年国庆档“三片同映”的小高潮,在长达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献礼片仍然面临着不小的市场挑战。这就决定了献礼片想要赢得市场青睐,就不能再局限视角。献礼片从明星云集的“全明星主演”到以小人物平民视角为核心的群众故事,已经完成了一次重大变迁。但在重大历史节点“献礼”,献礼片可能依然会回到“大背景大人物大事件”的叙事框架里,而这类献礼片如何在市场突围,实际上也检验着整个市场对于献礼片的认可度。反过来讲,小人物、高共鸣实际上是这几年整个市场的一个创作热点,献礼片的创作转向恰恰契合了整个市场风向。而如何跳脱出小人物、高共鸣之后依然能创作出市场认可的献礼片,某种程度上也是献礼片再次创新,不断走向成熟的一个体现。


以《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组成的“三部曲”是献礼片的代表,实际上也是当下市场主流受众对于献礼片最初始的印象。三部献礼片票房总计超过了12亿,虽然单片4亿在如今整个市场已经不再是大体量的代表,当放在10年前,这三部献礼片的市场体量不容忽视。



2009年,《建国大业》上映,这部献礼片奠定了“三部曲”的市场基调。也就是在同一年,中国电影出现了第一家民营影视上市公司:华谊兄弟;而随后的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第一次跨入百亿时代。


对于如今600亿体量的世界第二大票仓来说,10年前恰好是中国电影进入高速爆发的一个“起跑线”。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以30亿票房体量推高了献礼片的票房天花板,而2020年随着《我和我的家乡》以及《1921》等献礼片的开机定档,对于经历了疫情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重新站上“跳板”的重要拐点,也是行业恢复的信心支点。



2

献礼片的变迁

商业化创作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类型元素的运用上。



献礼片的变迁史,是整个市场商业片创作的变迁史。献礼片的商业化创作,实际上和时下商业类型片的特点相吻合。


十年前,《建国大业》为首的“三部曲”在创作上以多明星、大场面为主要特点,这其实和整个市场当时的商业片特点基本一致。国内商业电影市场的初期,以明星和大场面为核心的商业片也是一个必经阶段。在一个追求“规模”的早期阶段,市场想要迅速扩大,那么更具知名度的明星配上大场面是最迅速也有效的方法。在一个特定阶段里,这种创作方向实际上有一定的必然性。


但随着整个市场存量的基本饱和,观众审美提升,商业片想要继续通过外在元素吸引受众就变得极其困难。2017年开始,市场对于高口碑高共鸣的电影需求量突然增加,在整个市场强调口碑和共鸣的大背景下,也倒逼着献礼片自我创新。


直到现在,谈到主旋律影片的商业化包装,一定程度上还是类型片技法的运用。但这种“商业化”,预感在整个市场并不会维持太久。


类型片的手法仅仅是讲述故事的“工具”,《我和我的祖国》、《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之所以能够在市场突围,并不是因为类型片技法有多高超,而在于故事本身能够触达观众。


所以,对于献礼片来说,商业化创作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类型元素的运用上。尤其是在疫情结束后,长时间和电影“隔离”实际上会让观众对于共鸣和共情的需求更加旺盛。而前两年,多部主旋律大作培育了观众对于主旋律影片的接受程度,所以如何在类型化技法下讲述一个更共情的故事将成为这两年密集进入市场的献礼片的重要命题。


十年前,黄建新执导《建党伟业》,讲述了从1911年到1921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然性。而十年后,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再次由黄建新执导的《1921》在商业化创作上的创新实践是值得关注的。



在新开机的《1921》中,电影将时间跨度浓缩聚焦在1921年前后,但却尽可能拉宽广度以国际化的视角来呈现青春励志的故事和热血激情的历史,希望能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观感,也带来当下的思考与共鸣。作为出品方代表,程武在《1921》开机仪式上也表示:“希望通过《1921》这部影片,影视化的语言彰显出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去更好地展现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让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为之鼓舞。”创新,拉进与年轻观众的剧集应该是主创团队的重要发力点。除此之外,电影还运用了谍战类型片的元素进行商业化的包装。这其实也体现出这类献礼片在整个市场类型片需求和高共鸣情感需求都旺盛的情况下,如何与市场取得平衡的探索。


这一批献礼片,除了献礼本身的目的外,因为其本身承载着的市场重任,实际上对主旋律电影的创新上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毕竟对于这一类极难商业化运作的电影来说,以《我和我的祖国》为模版的献礼片,并不能完全成为所有献礼片都可以学习的主流,当下对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为核心的献礼片,如何通过创新赢得观众青睐,也是献礼片的当务之急。



3

幕后推手

互联网影企面临的一次“升级”。



在《1921》曝光的幕后班底当中,腾讯影业是第一出品方,然后依次是上影集团、三次元影业、阅文集团。从最开始的联合出品,到现在,互联网影企正在不断走向舞台核心。今年,虽然也受到疫情影响,但腾讯影业在过去2个多月内可以说完成了3次“升级”。先是腾讯影业CEO程武兼任阅文集团的CEO,随后又出任了猫眼的非执行董事,2次人事任命对于腾讯影业来说,上下游会获得生态体系资源的进一步协同;同时,腾讯影业也在上月发布招聘,吸纳制作人才,发力自制和主投主控,进行自身专业能力的升级。


官方信息显示,《1921》也是腾讯影业和阅文集团一起出品的第一部主旋律电影,这也为之后双方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献礼片之所以在这两年可以通过类型化创作获得市场认可,其实和背后推手的改变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主旋律影片的幕后推手,实际上早就完成了G到 G+B的转向。在去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提名最佳故事片的6部电影,累计票房达到了128亿。其中《红海行动》和《流浪地球》合计拿下了83亿票房,这两部电影的背后均是国企+民营影视公司+互联网影视公司的组合。


相比传统的主旋律商业片,献礼片在整合资源和整体协调上难度要更大,而具备生态资源的互联网影视公司实际上所承载的作用也在增强。去年,《我和我的祖国》,阿里影业、腾讯影业均参与其中,原本要在今年春节档上映的《紧急救援》,腾讯影业也是第四出品方,前三分别为人民交通出版社、中视时尚、英皇影业。


而这一次,《1921》应该也会对腾讯如何激活其生态资源为影片“破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


在互联网化极高的中国电影市场,物理下沉的红利基本丧失,那么想要助推献礼片继续提升市场体量的重任就必然需要转化“旗手”。互联网影视公司在触达年轻受众上具有一定优势,而恰恰《1921》所聚焦的历史节点里,当初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正是平均年龄为28岁的年轻人。如何触达银幕外的,当下的年轻人并让他们产生共鸣,不管是在创作上,还是之后的宣发上,都需要创新求变。


对于献礼片来说,想要继续深耕市场,实际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内容本身需要更多元的方式来满足观众更多样的需求,而在内容之外如何更精准的触达观众,实际上也是这两年密集扎堆的献礼片成败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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