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沛:《我和我的祖国》是入行十年创作最顺利的一回

《我和我的祖国》之《前夜》篇编剧刘沛做客喜多瑞,详谈了与管虎导演的合作经历,以及十年磨功的编剧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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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多瑞:可以简单聊聊《我和我的祖国》剧本创作过程吗?


刘沛:去年十一月份管虎导演的工作室联系上了我和张珂(《我和我的祖国》联合编剧),希望可以一起合作一个项目,合作过程中管虎导演接到了《我和我的祖国》这个项目,因为时间紧迫,所以我们停下了手头的工作,一起投入到了《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当中。中宣部其实给了主题“共和国二十个瞬间”,七位导演每人在这二十个瞬间中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用带有个人风格的方式去展现出来。每个导演可以报三个选题,我们报了原子弹成功、抗美援朝老兵和国庆前夜,最终确定为《前夜》是因为我们想做大时代与小人物,这样一种关系。


《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但所谓的“小人物”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何去选择主要人物?几番波折后最终确定为林治远先生,关于主要事件为升旗时阻断球出了障碍,我们也做了很多思考,首先阻断球是个极小的零件,但它影响着升旗仪式,继而牵连着整个开国大典的成败,这是个可以完美展现大时代与小人物关系的事件。据史料记载,是马家兄弟最终解决了阻断球的问题,但我们根据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将很多东西集中到了林治远先生身上,其实到了创作的后期,林治远已经不是历史史实所记载的那个林治远了,他代表着开国大典时期千千万万个小人物们,正是这些千千万万个小人物们,以及他们所做的千千万万件小事,最终组成了开国大典的盛况。


《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大纲我们写了四五版,导演那边不断回复意见说量太大,拍不完!所以后期就是在不断精简,我们在初稿里还详细地写了关于林志远的爱人,及史料中有记载的他夭折的孩子,这些都是为了丰富人物本身。但这些后期都被管虎导演拿掉了,他的目的也是在于表达这个人物不是简单的个人,而是千万小人物的代表,它有一个象征意味。


喜多瑞:能谈谈与管虎导演的合作感受吗?


刘沛:可以说《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过程,是我入行以来最顺利的一次。因为整个团队在创作理念上是高度契合的,并且管虎导演不纠结,他清楚知道他想要什么,能够清晰、冷静地去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当然过程中也有过争执,比如关于历史事实与自主创作的比例问题,管虎导演倒是蛮高兴的,跑来跟我们说有争议是好事啊,碰撞才能出东西。


这次与管虎导演的合作给我带来最大的触动,就是如何处理历史的真实和创作逻辑之间的关系,我相信接下来会有一大批主流价值观电影会出现,尤其在创作此类题材的作品时,不能忘记,它首先是一部电影,历史史实固然重要,但戏剧逻辑永远该排在第一位。生活逻辑要让位于戏剧逻辑,否则是很难去搞创作的。


《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喜多瑞:您刚刚提到“主流价值观”电影,能谈谈您对这个词的理解吗?


刘沛:很多人用主旋律影片来形容《我和我的祖国》,我觉得“主流价值观”更为贴切。那什么是主流?我经常被视频网站上那些普通人上传的日常生活视频所触动,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是主流,只不过他们曾经没有话语权,互联网的发展让他们有了一个表达声音的渠道。而我们所做的也就是希望关注到这群曾经被迫沉默的大多数,去试图表达他们心中所渴望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我理解的主流价值观。


李安导演说过,重要的不是你拍了什么,而是你拍的东西激发了什么。我认为今后越来越多的电影应该是承担激发情感的作用,而不是只关注于呈现一个原原本本的故事。


编剧、导演刘沛


喜多瑞:《我和我的祖国》应该是您的首部大银幕作品,您有着丰富的电视剧创作经验,您觉得创作上有区别吗?


刘沛:区别太大了。电影的时长决定了它的单场信息量是巨大的,如何将巨大的信息量在单场戏中充分表达,这对编剧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电影对视听设计,对结构的要求都更加严格,电影是有空间感的。


而电视剧是以人物、故事、台词为核心要素,对视听相对没有那么高要求。


当然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都是以人物、故事为核心。



喜多瑞:能谈谈您入行以来至今的编剧历程吗?


刘沛:我刚毕业时候是做导演,那时候只关注视听语言,对剧本并没有很下功夫,出来的东西可以说专业,平台都拿去评奖,但收视率惨淡。慢慢的我意识到是剧本出了问题。后来我跟着汪海林老师一块儿写戏,也接触到刘毅、闫刚老师,在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


我从零九年开始写剧本,到今天近十年了,我才能说自己好像对写剧本摸到了一些门道,写剧本真的是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活。但就像邹静之老师说的,写剧本就像骑自行车,会骑了便不会再忘记。所以说是值得花时间去学习、磨练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编剧的,一旦你真的掌握了,你便是一位终身的编剧。


喜多瑞:这十年中对您影响最深刻的作品是哪部呢?


刘沛:我刚入行的时候写过一部作品《另一种灿烂生活》,跟着汪海林、李辉、黄南凤(名字不确定)几位老师一起,当时我写完了一集剧本后,拿给黄南凤老师修改,美其名曰修改,其实因为我写的糟糕,她几乎是重新创作了一遍。对比我两的剧本,我发现最大的区别在于,她在写建设性,在写人与人相爱,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七八年过去了,我一直深刻记得她写的一场戏,讲的是两个男主角去到医院后,有个生病的小女孩很喜欢男一号,捧着花去找他唱歌,男一号在唱歌的时候,护士、医生、病人们都在聆听。其实这场戏是个闲笔,但是一个剧作家,即便她在创作一个商业剧时,也不忘了去创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东西,这点对我触动很深。


我发现年轻编剧们很容易沉迷于争吵、纷争、不同的观点与理念、不同的思想与三观,不停的在发生碰撞,但碰撞不是终点,人与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即使在不同的观点下也该有彼此相望,惺惺相惜的东西。彼此间的宽容、怜悯才是真正要被表达的东西。最优秀的作品永远是在说建设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美好的东西。


《士兵突击》里几乎没有“坏人”角色,没有大段大段的“强情节”,它便是靠对尊严、归属感、战友情这些建设性的东西描写的淋漓尽致。观众们不会记得那些角色为了什么而争吵,但爬旗杆的情节却会历历在目。创作者们得明白,你写争吵、厮打这些破坏性的情节,都是为了最终建设性的瞬间,为了彰显人性的美好,这是所有创作者的终点。


喜多瑞:有什么可以送给年轻编剧们的经验之谈吗?


刘沛:我自认不算是一个愚笨的人,可以说有些我的小聪明吧,但之前也提到了,如今是我写剧本的第十个年头,而我刚刚才觉得自己也许摸到了些门道。当编剧就是一个字写,必须不断地写,写上几百万字的废稿,你才有可能去触到门槛。一上来就写出了不起的作品,这个很难,都是要经过时间的磨练,十年磨一编剧。


喜多瑞:您有什么感兴趣的题材吗?在筹备中的下部作品方便透漏些信息吗?


刘沛:我一直对烂仔帮电影很有兴趣,哈哈哈。所谓的烂仔帮,就是说美国兄弟帮主题的喜剧,像是《太坏了》、《宿醉》系列。我现在筹备一个相关的题材,讲的是1945年发生在河南新乡,三个农民勇救飞虎队的真实故事,比起传统的叙事模式,我希望能用烂仔帮电影的方式去打造它。


另外目前在创作的作品是一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其实我们是把这个军旅题材当成体育片去塑造的,尊严、热血、战友之间的情感是我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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