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电影、电视剧,没有谁比谁更高级 | 专访全勇先

8月16日 18:14

《悬崖之上》上映后,编剧全勇先在进行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讲的是一个出生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他去苏联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却被卷入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

“犹太人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群体,近一百年来,他们和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一样,在巨大的政治漩涡中,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全勇先对那一段历史有着特别的关注,他说创作的动机,是因为有一些强烈的想传递给读者的东西。

写过诗歌、小说和电视剧电影剧本,全勇先认为,不同类型的写作没有谁比谁更高级,“一个好的诗人或者好的编剧都很了不起,莎士比亚活到现在的话,可能也在写电视剧,但是你能说他不伟大吗?”

作为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电影市场创投终审评委,全勇先看过了18个电影计划的剧本,听了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在现场的陈述,发现这是一个虽然很稚嫩,但是对电影很有热情和想象力的群体。“做电影是特别难的事,要接受很多困难,一辈子都在学习,能对电影保持热情,是很难得的。”全勇先说。


毒眸在FIRST影展期间专访了全勇先,以下为访谈实录。

 

毒眸在您的观察里来FIRST创投的青年电影人是怎样的?

全勇先:他们的剧本有一些段落、情节会显露出一些和我们当年那些创作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视野很开阔,观念也很当代,但主要问题可能出在功力不足上。叙事的能力不强,写得常常不够紧凑,也缺少剧本应有的节奏感。整体还处在一个需要学习和打磨的阶段。但这是很正常的。我参加过好多电影展,发现年轻人有朝气、有热情、有想象力,但是也有很多稚嫩生涩的地方。他们要摆脱一些想当然的东西,多向生活学习。

 

最重要的还是保持对电影的热情,现在的年轻人还能对电影这样一往情深,有这么强烈的表达的愿望,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们对他们应该多鼓励。也要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拍一部好电影和写一个好剧本,是特别难的事,你投身于这个行业,要接受这种困难,也要做好接受各种挫折的心理准备。做电影的人,没有谁能说“我爬上了珠穆朗玛峰”。优秀的电影人都在学习,一辈子都在学习。

 

 

毒眸您写过诗歌、小说和电视剧电影剧本,哪种写作您比较享受?

全勇先:不同类型的创作,只要用心,只要有感觉,都有一种冲动在里面。这种冲动经常是烦恼和快乐相生相伴。福克纳说作家是以人类的痛苦和烦恼为生的职业。所以也不好用“享受”这样的词。对我来说,这些形式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我不认为哪个写作比较高级,哪个比较低级,一个好的诗人或者是一个好的编剧都很了不起,莎士比亚活到现在可能也会去写电视剧,但是你能说他不伟大吗?

写一个好剧本、写一首好诗还有一部好小说,那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写诗的时候更自由,更自我,更形而上,更天马行空。不局限于那种具体的描述,它像音乐一样虚幻却又美丽;小说要更具体,更有接近现实的感受;写剧本的话,要用声音和画面来思考,要把一切外化。要尝试跟导演、跟演员,跟观众,跟所有的人对话。虽然只是提供一个文学脚本,但依然要考虑到好多东西。包括人物、场景,以及与声音和画面相关的所有因素,一个好编剧是要把电影所有的元素都考虑周全。 

 

写作的时候都会有想和读者沟通的东西、有强烈的表达欲,这是创作的动力、基础。有一些东西我就是不碰的,偶像剧我不会写,古装戏我也不碰,因我不知道古代人每天都在干什么,没有代入感。另外我一想到古代不管多么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见到皇帝就要下跪,这件事,就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题材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女人争宠,男人争权,在我看来是荒唐乏味的事,我不能去赞美一些没有思考和没有尊严的人。无论写什么,都要用进步的,符合现代人价值观的思想和审美。在我解决这些困惑,或是找到更人性,更有价值的切入点之前,我要回避短板,我自己不了解、没有兴趣的东西就不去触碰它。


毒眸写《悬崖》的时候,您最想和读者沟通的点是什么?

全勇先:其实就是把我对那个时代、那些人物的理解传达给观众,尽可量还原时代,还原人性。写作的人首先要自己感动,才会把这种感动传达给观众;自己要有见解、有态度,这是创作者最根本的东西。如果写的东西跟自己的情感没什么关系,自己并不喜欢它,为了读者才去写的,这个逻辑就不对了,结果也不会好。


 毒眸有报道说《悬崖之上》电影的剧本,您写了两稿就给了导演?

 全勇先:我下个月就要出版《悬崖之上》的原始剧本,是一个单行本,没有经过改动的。在书的前言里我写道:导演跟编剧之间的思维肯定是有差别的。通常来说编剧更强调文学性,逻辑性,写实感,重视铺垫,讲究含蓄,克制。导演更重视视听效果,追求戏剧性,强调冲突,冲击力,要求开门见山,刀刀见血……这里面一定是有冲突的,也有默契。

 

我跟张艺谋导演合作很愉快,虽然思路上有不同的地方,我们见面时也都很坦诚很直率地交换意见。他很有亲和力,对电影永远有着烈火般的热情。

 

毒眸当时为什么决定做编剧?

全勇先:为了谋生,因为写诗养活不了自己。2001年我从黑龙江到北京,那个时候父母生病了,瘫痪在床。家里经济情况也不好。原来我在一家报社当政法记者,来到北京是一个大冒险,等于把工作都辞掉了,变成了一个完全靠稿费生活的人。当时三十多岁,年纪也不小了,带着生病的父母来这儿,做影视是为了生存,那个时候写小说,一卖几千册,稿费一两万,根本活不下去。


毒眸这种职业的转变,您还习惯吗?   

全勇先:我没有不习惯,这种切换在我这儿是没有障碍的。写影视剧本的时候,要受很多约束,要拳打卧牛之地。小说,诗歌和剧本是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你适应一下就好。就像你开车,骑摩托,或是骑自行车一样,各有各的驾驶方法。你非得偏执于自行车没有油门这件事,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把这个逻辑想明白了,不去用自己的习惯来绑架自己就好。

电影其实是我一直喜欢的艺术形式,现在我有点偏向于写电影(剧本)了,写不动电视剧了,好几十集,一写好几年,太辛苦了,事情一多,精力也不够。


毒眸您有去总结现在的观众想在大银幕上看到什么样的故事或者类型吗?

全勇先:创作者事实上是要用自己的作品去影响,去打动观众,而不是一味地迎合。特别是那些功成名就的电影人,应该去引导年轻人,而不是一味去投其所好,你喜欢什么就拍什么给你看,那样的话行业会越走越低。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毕竟还是要有自己艺术上的坚持,要引导大众接受好东西,要想信观众,他们也会成长,也会越来越有辨别力。

有的人创作一些面向大众的东西,也有些人相对小众,都可以,但首先要做出好东西,不是说面向大众就不好,面向少数精英就好,我也不这么认为。最根本的是,无论如何要写得好、拍得好。大众的欣赏能力虽然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糟糕,不能因为老是觉得“观众看不懂”,就做一些敷衍的东西。

不能“就低”,不能是什么廉价、好卖就做什么,人还是要往上走。从业者有责任把观众的品位往高了去拉,要不拍电影干什么,都去做短视频不是更好?


毒眸您最近还有在写作吗?

全勇先:最近在写小说,因为一直很忙,就只写了个开头。是一个中篇小说,写的是在哈尔滨的一位犹太人跟华人混血的少年,去苏联寻找他失踪了的亲生父亲,受尽磨难之后,正好赶上二战爆发,他还在战场上收养了一只猫,发生了很多故事。

这一百年来,犹太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特殊经历与世界格局的变化悲惨地连接在一起。他们和近代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一样,在巨大的政治漩涡中,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

 

毒眸家乡东北这片土地,给您在文学上的滋养是怎样的?

全勇先:上海人有上海人处事的方式,东北人有东北人处事的方式,全国各地的人都不一样,文学创作最终是要写人。

你让我去写海南岛,心理上我可能就会比较局促,没有一年四季在那里生活过,游客身份到那儿也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而黑龙江这块土地,我从小在那儿生活,长大,我很熟悉它的每一个角落,我知道那里的人怎么生活,他们怎么想,怎么处事和交往?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写作,当然是我的舒适区了,我会比较松驰,也会比较自如吧。

 

文 |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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