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形国际纪录片节开幕 中国纪录片与之三十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在寻找亚洲纪录片力量的初生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与田壮壮、吴文光等中国导演相遇。1991年,受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邀请,吴文光在山形放映了《流浪北京》,并将自己在山形的所见所闻带回了中国,中国纪录片由此兴起。


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纪录片在山形上映并获奖。在这些作品丰富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展映内容与文化的同时,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也在持续影响着这些纪录片创作者以及他们日后的创作。


亚洲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山形国际纪录片节于10月7日至14日于线上举行。影展原本希望能够举办线下展映,但鉴于日本目前的防疫形势,10月将无法达成群体免疫,故决定线上办展。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972份申请,国际竞赛和亚洲新浪潮单元分别有2部和6部华语作品入围。以下为部分入围的华语作品介绍。


10月7日,山形国际纪录片节开幕式线上直播

国际竞赛单元


// 自画像:47公里童话 Self-Portrait: Fairy Tale in 47KM

中国大陆 / 2021 / 109分钟

章梦奇

《自画像:47公里童话》在2021年创作出来,是我对2020年的纪念与告别!2020年的1月8号,我的回村笔记里写到:“今天我在47公里村子有了一口水井!拥有一口井听上去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意味着自己成为了村子的一部分,47公里的水成为我体内的一部分,又将我与土地连接在一起。” 


我怀着满腔憧憬,开始在“47公里”的第十个冬天。我在村里的第十个年头,蓝房子,一个新的空间落地,梦想变成现实。1月中,我从村子返回城里与家人过年,随州市封城,没想到等待着的是53天的隔离。在隔离的时间里我整理前一个冬天的素材,孩子们童话般的声音和画面却成了无从面对的幻想,回不了村子,“未来可期”变得遥遥无期。


3月16号,城市解封,我终于可以回到“47公里”村子,在“蓝房子”空间的建设中度过了一年。2020似乎是一次重启,一次关于对未来想象的重新确认。在告别2020年之际,我重新将素材铺开。什么是童话?为什么需要童话?在这些问题的自问中,我与村子里的孩子们一同重建想象。


// Inside the Red Brick Wall


亚洲新浪潮单元


// 蝼蚁动力学 Ants Dynamics

中国大陆 / 2019 / 114分钟

徐若涛/王楚禹

2018年,艺术家王楚禹回到故乡北京,以艺术创作的形式参与中国电信一线工人的维权运动。通过深入调查,事件中的各种矛盾逐一显现,而现实往往比艺术家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 宿舍 Dorm

台湾地区 / 2021 / 54分钟

苏育贤

一位又一位越南女工提着行李箱,来到处在另一维度的宿舍。这里排满了床,塞满了衣服。她们交流着感受,最终引发一场剧变。


//Fear (less) and Dear


//我跟着你 Home In the Mine

中国大陆 / 2021 / 108分钟

陈俊华

这是一部记录导演父亲和亲人朋友的真实影片,由杜海滨担任影片监制。故事发生在中国煤城——淮南,在2014年煤炭经济危机下,这座城市的经济受到重创,老旧煤矿被关停拆,煤矿工人因此失业。导演花费了五年时间跟随拍摄父亲、干妈、朋友等人的矿工生活,记录了在这场经济变革中,普通人在降薪失业后为了生活奔波的故事。在变革之中,他们是否能看到光明?


//逃跑的人 The Lucky Woman

台湾地区 / 2020 / 87分钟

曾文珍

为什麽要逃跑?赚取更多钱?追求更好的工作?本片透过草云与维兴的现身说法,呈现越南「逃逸外劳」的生命处境,他们抛开合法的工作身份,铤而走险在外工作,在台湾穷尽青春,试图为家人挣得一个更好的生活,也为自己改变未来的命运。


//洛洛的恐惧 Luo Luo’s Fear

中国大陆 / 2020 / 84分钟

洛洛

洛洛对新冠病毒极度恐惧,疫情期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听父亲讲述家族历史,在Zoom上同吴文光、章梦奇等伙伴一起参加瑜伽读书分享的活动。


延伸阅读《2021草场地现场⑲ | 周末放映会第8场→洛洛《洛洛的恐惧》


片单编译自:https://www.yidff.jp/

图片及部分简介选自网络,侵删

编译/米拉檬、三水

编辑/Jy



本文作者:矢野和之,翻译:邱晔,原文发布于《华语独立影像观察》2021年第一期 。《华语独立影像观察》是一本专门讨论华语独立影像及文化的中英双语期刊,每年三期,发表在华语独立影像资料馆(CIFA)网站上。凹凸镜DOC与期刊团队沟通,将不定期授权转载部分文章。感谢期刊团队的伙伴们,感谢本期执行主编秋山珠子(客座编辑)与马然用了大半年精心做出的关于日本与中国独立电影文化关联的创刊号。

https://www.chinaindiefilm.org/publications/huayuduliyingxiangguancha/kanwu/?lang=zh-hans




从《流浪北京》到《死灵魂》
中国纪录片与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30年

作者:矢野和之
翻译:邱晔
来源:《华语独立影像观察
运营编辑:K

1991年,我在香港电影节上第一次看到吴文光的《流浪北京》。中国也能诞生出这样的纪录片了吗?我感到不可遏制的震惊。

1989年“亚洲研讨会” ©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始于1989年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作为亚洲的第一个纪录片电影节,非常期待来自亚洲各地的作品。然而,从中国等地来参赛的作品,比如介绍书法之类的,几乎都是文化电影[1]以及观光电影。

竞赛单元规定参赛作品只能为胶片电影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于是我一边思索为什么亚洲会无法出产纪录片,一边召集电影作者们举办了“亚洲研讨会”[2]。

当时,我们想过邀请中国导演田壮壮,他的《盗马贼》、《猎场札撒》等作品虽然是剧情片,却尖锐而深刻地切入了时代的核心。我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纪录片的可能性,但是很遗憾田壮壮彼时因为与当局的矛盾而未能来到日本(直到1993年,他终于作为竞赛单元的评委参加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在当年的研讨会上,我们发出了宣言,提出即使有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阻挠,亚洲各国作者在精神上已经为制作纪录片做好了准备[3]。其实,当时在韩国、菲律宾等地,已经有用录影(带)摄影机(video)或8毫米(8mm)摄影机制作反体制作品或个人纪录片的电影作者了。
 
1989年在欢送会上念“亚洲宣言”的小川绅介导演和参与者们 ©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1989年“亚洲宣言”上的各参与者署名©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我们非常想在竞赛单元之外介绍诸如此类的来自亚洲的作品,所以在1991年第二届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开办研讨会的同时,我们也收集并放映了包括录影带影像在内的许多亚洲制作的作品。

那年夏天,吴文光受福冈亚洲电影节的邀请来到日本[4]。我们希望他来福冈以后能一直待到10月的山形电影节。为了让他的签证成功延期到山形举办的时节,我们下了不少功夫。最终他成功参加了电影节,我们也得以放映《流浪北京》(电影节放映时的标题:《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

在此期间,吴文光多次拜访了小川组(小川プロダクション)的工作室,见到了小川绅介,并感受到了他言谈之中的激情。与电影节创办密切相关的小川绅介十分关注来自亚洲的电影创作者们,并期待与他们共同进行创作[5]。在小川绅介1992年去世后,遵循他的遗志,我们在亚洲单元开设了“小川绅介奖”,旨在关注那些最具潜力的亚洲导演与作品。在1993年第三届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吴文光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得到了第一届小川绅介奖。
 
获奖者在闭幕式上,1993年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从左到右:Bob Connelly, Robin Anderson, Frederick Wiseman, 佐藤真, Ulrich Seidl, Alexander Sokurov吴文光和Anand Patwardhan.©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连续两次参加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吴文光(在山形)如饥似渴地观看了许多(当时在)中国国内无法观看的纪录片,听说回到中国后满腔热诚地向同行们传达了他的激动之情。1993年,他在第三届电影节上观看了竞赛单元放映的美国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动物园》、同时又观看了怀斯曼其他作品的录像作品后,受到了新的冲击。之后他去美国时曾在怀斯曼的工作室长期逗留[6]。
 
1993年电影节期间,山形观光中的吴文光(中央)和段锦川(其右后方)©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以吴文光为先锋的中国纪录片中,许多作品以录影影像(video)的形式问世,在纪录片作者们的友人圈子里传播。山形电影节于1995年放映了蒋樾的《彼岸》、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1999年放映了朱传明的《北京弹匠》,2001年放映了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2003年放映了仲华的《今年冬天》等。这些作品是使得90年代到2000年代的亚洲单元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同时它们也在电影爱好者之间得到了稳步传播。

1997年李红的《回到凤凰桥》、2003年沙青的《在一起的时光》、2007年冯艳的《秉爱》和2011年顾桃的《雨果的假期》分别获得了当年度的小川绅介奖。

竞赛单元的选片工作由来自山形的工作人员和市民以及来自东京的工作人员和影评人组成的团队负责。这个团队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人,现在有十人左右。与此相对的是,亚洲单元(即现在的“亚洲千波万波”单元)在当时是由策划人(coordinator)负责搜寻、挑选作品,从1999年开始变成作品征集模式,由策划人和1至2名工作人员共同选片。

递交本影展的作品逐年递增,而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尽可能自由地、开放地选片,专注于作品本身,而不拘泥于导演在中国的立场,或该作品有没有在其他电影节获奖。在作品征集阶段,例如2005年作为评委参加竞赛单元的贾樟柯等、那些和纪录片导演们很亲近的剧情片导演,还有其他曾经来过山形的创作者们,都亲自介绍、推荐了作品。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此外,1992年9月至2007年10月期间,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主持着一份每年出版两期、共出版28期的名为“Documentary Box”(DocBox)的杂志(杂志分为日文版和英文版,部分内容可在电影节的官网浏览)[7]。

杂志的内容包括与电影作家的访谈,各地纪录片的制作情况以及电影节相关报道等。杂志第一期就收录了有关吴文光的对文章。在此之后,这本杂志也时常刊登一些与中国相关的文章。比如中国纪录片的现状、历史,在云南等地举办的电影节的情况,在中国出版的书的书评等等。话题各式各样,内容丰富。想必这些文章也促使人们关注中国的纪录片,想观看相关作品,对它发生兴趣。

虽说90年代纪录片佳作辈出,但很难说这些作品都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放映。虽然我曾怀疑过这些作品是否都是一般人没有机会看到的、志向仅在于影展的作品,但我后来知道当时也有不少人用录像带播放影片,或者在咖啡馆等空间放映作品。

2004年冬天我去北京的时候,就亲眼见到了咖啡馆在放映电影。这场挤满了年轻人、热情洋溢的放映会令我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各地的独立电影节相继诞生,创作者云集,并展开热烈讨论,这些想必各位都耳熟能详了。

从2001年开始,山形的竞赛单元不再局限于只接受胶片摄影的作品,也开始包含录像摄影的作品。在那些只能通过录像的方法才能够完成的作品中,优秀作品也很多,而我们也想更多地关注这些作品。

虽然在此之前,剧情片导演张元与吴文光曾经的合作伙伴段锦川共同导演的作品《广场》(1995年上映)、张元的《疯狂英语》(1999年上映)等胶片电影也曾在竞赛单元上映,但2003年王兵完全利用数字技术拍摄的《铁西区》还是令人震惊。

这部作品若非录像(摄影)无法完成的作品,其9小时的时长前无古人,虽由王兵单独拍摄完成,其境界却异常广阔,这使得这部作品脱颖而出获得竞赛单元最高奖——罗伯特&弗朗西斯·弗拉哈迪奖。

从此以后,王兵得到世界的关注,许多作品也获得了外国资金的赞助,坚持不断地进行着创作。此后王兵分别于2007年和2019年得到影展最高大奖,三度问鼎,十分令人欣喜。

把小川绅介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冯艳也开始拍电影,她的第一部长片电影《长江之梦》,于1997年在山形放映。之后她持续拍摄着长江沿岸的人们,包括《秉爱》[9]。

通过她翻译的书,中国、香港、台湾的许多创作者认识了小川绅介。因此,冯艳对这些创作者们可谓颇具影响。在吴文光创办的“民间记忆计划”中章梦奇也崭露头角,2011年,在亚洲单元放映《自画像和三个女人》后,章梦奇开始在家乡的村子里拍摄47公里系列。2017年,我们放映了《自画像:生于47公里》,2019年又在竞赛单元放映了《自画像:47公里之窗》。

我认为以后创作者们还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展开创作,并希望未来在山形仍然能感受到中国纪录片的力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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