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最实诚的访谈:以后拍什么你想说了算,现在就得学会处理这些....

诺兰最实诚的访谈:以后拍什么你想说了算,现在就得学会处理这些....
诺兰,这位出生于伦敦的44岁电影人曾因与弟弟合写的《记忆碎片》及《盗梦空间》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他从未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他最新的一部电影《星际穿越》耗资1.65亿美元,迄今全球票房超过6.5亿美元,是2014年全球票房排名前10的电影中唯一一部原创片,而非翻拍,续集,重启或改编,这在好莱坞极大片厂中越来越少见。这部片子虽然一些人指责他的电影故事情节以及混音存在瑕疵,但也有不少杰出的同辈为其罕见的雄心和技巧叫好。
最近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讨论他的创作灵感,与演员合作时的想法,对待批评的态度,对他的电影风格偏“冷”的探讨,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等等。这篇访谈真的非常非常实诚,诺兰给出了非常认真切具有理性的回答,不管你是电影人还是影迷,都建议详细看完。
诺兰最实诚的访谈:以后拍什么你想说了算,现在就得学会处理这些....
原文来自好莱坞报道: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   翻译:猫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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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小时候看电影吗?当时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电影或电影人?
诺兰:我小时候看了很多电影。最早是乔治·卢卡斯执导的《星球大战》,它于1977年上映,那时我才七岁。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星战》的规模极为壮大,它创造了很多个世界,甚至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系,给观众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体验。当时还有重映库布里克的《2001漫游太空》,我在巨幕上看了这部片子,觉得非常刺激。我不记得以前我对片中哪些方面感兴趣,哪里难以捉摸或看不太懂(笑);我只记得飞船,别样的世界,被带到其他的维度。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非常了不得。
记者:你第一次尝试制作电影是什么时候?你何时觉得想一直拍电影?
诺兰:刚开始看电影那会儿,我就用我爸的超级8mm摄像机拍些小规模战争电影。《星战》后我只拍太空电影。大约12或13岁时,我才开始觉得控制电影的应该是导演,我用超级8mm摄影机做的事就是在导演。那时我只会拍摄图像,把它们放在一起而已。我还记得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令我大为震撼,他拍的《异形》我也很喜欢。这两部片子天差地别,演员和故事都完全不一样,可背后的想法是一样的。这就是我关心的东西,我关心导演的想法,导演如何控制电影。电影的创意不可言说,也至关重要,要凭借自己去感觉。因为起步时没人会拿剧本给你拍,为了能导演片子,我就自己写剧本。后来我也喜欢上写作了。
记者:你想成为电影人,你的父母作何反应?这个梦想似乎遥不可及,很多年轻电影人都曾因此而发愁。
诺兰:我倒没有,我的父母都很支持我。我爸是广告创意总监,我妈是英语老师。我对创意的兴趣让他们很开心,他们还把相机借给我,结果我把相机搞坏了(笑)。我把相机绑到车的底盘,相机落下来砸坏了,让我爸不太高兴。考虑到当时我年纪幼小,爸妈肯把昂贵的Super 8摄影机借给我,真是太慷慨了!他们非常,非常鼓励我,某年他们的圣诞节礼物是一台基本款的Editola剪辑机,我可以用它剪接胶片,制作电影。他们真是太支持我了。
记者:你上大学时有主修跟电影相关的课程么,还是在闲暇时做电影?
诺兰:不,我在伦敦大学学院主修英语文学,那里有个电影学会,我的妻子兼制片人和我参加了那个学会,还做了两三年的管理。这个环境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有16mm设备,还有视频设备,其实更接近于电视学会。学会位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剧院的地下一层,我们在那儿为学生们放映35mm电影,用赚到的钱支付学会的运行费与16mm电影的制作费。所以,我没念任何关于电影的课程——我参与的事情是完全由学生操作的,我们力所能及的,我认为这挺好玩。只要能用设备,遇见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就成。
记者:打相遇时起,你妻子在你所有作品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你们是怎么邂逅的?是因为电影而结缘的吗?

诺兰:我们是在大学第一天相遇的。我们住在同一栋宿舍楼,在社交时认识。我想进入电影业,也在拍电影,便找她参加电影学会,而她接管并且运营这个协会。大学毕业后,她进入电影业,为Working Titles工作。
记者:“制片人”意味着很多事情。从第一部电影开始,她在你的片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诺兰:是啊,她跟我做了所有事情。就像你说的,制片人的角色并不容易,它会随着时期不同而相应改变。她介入一切——她是我在创意过程中最亲密的知己,她是我第一个要展示的人,她真正参与后勤的每一个环节。她的存在并不只是为我提供便利,我们在各方面共同努力,她更多是为如何实现我的想法提出建议。我们从16mm的年代就走到一起了,她比任何人都懂得如何制作电影。她的工作不算引人注目,也不光鲜亮丽——人们可能完全不会意识到她做了什么——但她知道关于电影制作的一切,这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因为我无需向她解释这些东西。
她跟我们的方法论特别一致,尤其是在大电影上。大电影的机制非常复杂,因此人们倾向于专业化,制片人也会专注于一个方面或其他方面。而作为一个以独立电影起步的制片人,她什么都懂。从专业角度来看,她是非常棒的资源。从创意角度来看,跟她合作与跟我弟弟合作是差不多的,实际上,你是和家人一起工作,不管说什么,你们之间都不会有心结。当你们有创意上的讨论,争论或冲突时,你知道他们说的一切都是真诚的,都是他们所相信的——这会让你如释重负,让你接受输入和参与。作为片厂系统的导演,在商业电影的世界里工作,你必须选择战斗;你要选择何时放开,接受输入,但也必须表现出强有力的领导。其中的平衡很是微妙。结果就是,你要跟很多人打交道。这些人要不就是因为工作才给你下指示,要不就是吹毛求疵,或者试图证明其他领域的什么道理,又或是这几种的混合。你也会遇到一些很真实,很聪明的人给你很好的指示。找出方向,知道何时要倾听,何时说“不,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很不好办。与艾玛和约拿工作就好在他们总会给我完全未经过滤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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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提到你来自“独立电影”(独立制作)的世界。你是怎么拍出第一部长片《追随》的?是什么促使你来到好莱坞?

诺兰:《跟随》是我们与一群朋友合拍的16mm黑白电影。我自掏腰包,每周大约拍摄10分钟的录像,很多个星期六我们都在拍摄,持续了一年多,只拍了一两个镜次,最后做出了70分钟的电影。剪辑花了整整一年才完成。我为剪辑收尾时,艾玛搬到洛杉矶为Working Titles工作。北美有很多特别棒的电影节,我又有美国公民身份,就想来美国把第一部作品带进电影节巡回。搬到美国后,我做审稿,艾玛则在Working Title,我们开始把电影送到电影节,最后被旧金山电影节接受了,这就是我们的起步。我们通过Zeitgeist公司发行这部电影,把片子从旧金山带到多伦多再到诗兰丹斯。同时,我在写《记忆碎片》的剧本——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得到了一点关注,在电影节上有了一点小成功,人们就会问,“好了,接下来你想干啥?”麻烦的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就没法好好利用时机。我已经写好剧本,就说,“我接下来就要做这个。”
记者:别人第一次对你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你对未来的成功有什么想法?接下来你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诺兰:我很难想起来。大概在我的脑海里总有种感觉——我想做跟孩提时看过的电影一样壮大的东西,但这个想法肯定是下意识的。我带着《跟随》参加电影节时,人们经常会说它是“名片电影”,这让我很沮丧。我当时觉得“如果要拍名片电影,你应该去找Kinkos(著名印刷公司)。你才不会花三年去拍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制作这部电影本身就是“电影制作”,它跟我今天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我鼓励年轻人重视小规模电影,因为它也是电影制作。如果你想当导演,就去拍一部电影,并享受它;不要想接下来的事情,拍完要怎么办。我可是相当诚实,相当真诚地说这话的——现在我拍了这么多大电影,我绝对肯定这个观点完全正确。拍小电影跟拍大电影没什么两样。只是大电影的酬劳更好。(笑)
记者:现在,你懂得无论投资规模大小,电影制作就是电影制作。但《记忆碎片》是你首次拥有数百万美元的预算,肯定会有所不同吧?

诺兰:很大的不同。人们常问《蝙蝠侠》是不是我的转折点,然而,我职业生涯最大的转折点是从《跟随》到《记忆碎片》。从与朋友合作,自掏腰包,耗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到别人出上百万给我们花,有了齐全的剧组,卡车,拖车等等,这是大不相同的。就算以好莱坞标准来看,它是一部非常小的电影——总成本加上融资才350万或者400万美元——但我感觉它是绝对的大制作,给我们的压力也极大。为了便于管理,拍摄只花了25天半;然后就是另外一种压力了——我们必须在五周内剪辑好电影——这不符合DGA(美国导演工会)规定,我们没有得到DGA卡。所以,这个情况相当疯狂,压力非常沉重。但艾玛跟我在一起,约翰也在我身边担任制片助理,这无疑很有好处。执行制片人是亚伦·莱德,他曾是艾玛在Working Title的同事;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朋友,他从我身上带走一切压力,并帮我度过那段煎熬。
记者:你和弟弟乔纳森总是很亲密?
诺兰:我们的关系相当亲密。不过他比我小六岁,我们经历的阶段不同。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分离,相聚,如此往复。我很早就去拉拢他,因为我看得出他是个多么伟大的作家,我叫他工作,把他拖到好莱坞,他做得出奇的好,真是棒极了。能与他密切合作是极好的。但是,我们一直都有分歧——兄弟们都这样,可能也算是手足之乐吧。然而,我们在创意上的分歧总是源于十分的真诚,所以这种分歧也很好解决。当你与富有才华的人共事时,如果你们意见相左,最后,你要不发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要不醒悟他们是对的,然后自己改变。这会让你把事做的更好。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成效的事情。可是他非常忙碌——我现在打电话都找不到他了!(笑)
记者:拍完《记忆碎片》后,你拍了《失眠症》,在那之后才有机会接大预算的电影。你觉得这是对你的一种测试吗?
诺兰:嗯,一部大规模的片厂电影对我来说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我想你不会叫它大规模,你会称它为中等规模,不过,在我看来,它就是一部很大的片厂电影。我可以跟大牌影星合作,预算也是《记忆碎片》的十倍。这对我来说是向上或向前迈出的一步。在规模上,我向上跨了一步,这对我是非常有用的经验。我认为现在很少电影人能有这种机会了。当人们看我拍的蝙蝠侠系列时,他们可能会说,“这家伙先拍了小独立片,再拍了这部片子。”去拍一部中等规模的片厂电影,我肯定会有很大压力,可是也比上来就拿广为人知的系列电影开刀好,所以我的时机很好,我可以通过这部片子与片厂(华纳兄弟)建立关系,学会如何处理大预算的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压力。这是非常幸运,非常宝贵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机帮了我。
《记忆碎片》完成后,我们没法把它卖出去——我们找了能找到的每家发行商,除了派拉蒙经典外其他各家都拒绝了。派拉蒙经典虽有兴趣,开的价钱却不够多。所以我们的处境非常尴尬。不过,我还是能跟电影公司之类的业界人士见面,因为每次我们带片子去试映都会有人表示“被打动了”,他们看到了其中潜藏的东西,这样我才能继续推进事业,虽然电影本身的地位还是不太安定。于是,等到《记忆碎片》获得一些认可,我已经与华纳签约要拍摄《失眠症》了,这就是好事。我身上发生过很多幸运的事,这是最幸运的一件。我的起点不够高,别人不会说,“哇,你拍的东西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简直太完美了,你下一步准备做什么?你要怎么去实现它?”我的起点没那么高。当时我已经开始制作相对简单的片厂惊悚片,我很喜欢这个片子,也很投入,与阿尔·帕西诺,罗宾·威廉姆斯和希拉里·斯旺克这些天才合作是我迄今为止最棒的经历之一。我很为这部电影自豪,不过,它的‘个人’印记并不重。编剧不是我,而是希拉里·塞茨,而且它还是重拍片,正对片厂当时的口味——我们可能是片厂系统制作的最后一批警察电影,这种题材现在并不多见。可是,我们拍得很享受,我遇到了很多很赞的人。我珍惜那段经历。我认为那很了不起,对我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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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是不是早想拍蝙蝠侠电影了?你有什么希望特别加入的东西吗?
诺兰:是啊。我跟蝙蝠侠结缘是很有意思的。我的经纪人丹·阿洛尼打电话说,“虽然你可能不太感兴趣,不过华纳正在为《蝙蝠侠》选导演呢。”蝙蝠侠系列已经走到了末路,当时没有人会使用“重启”这个词来形容它,所以问题很严重,“你要怎么做?”我说:“嗯,其实我很感兴趣。”
有一部影响过我的伟大影片:迪克·唐纳1978年上映的《超人》,它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我还记得它的预告片与片中的超人。对我来说,无论蝙蝠侠电影多么出色,比如1989年蒂姆·伯顿拍摄的版本——显然它在世界范围内都大受欢迎,但它跟原本的故事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现实的史诗电影,而是非常蒂姆·波顿式的,非常奇特的哥特式杰作。这就为流行文化留下了有趣的代沟,因为1978年有《超人》,却没有《蝙蝠侠》,没有原本的故事,也就是那个跟现实世界相差无几,却存在非凡人物的故事,而这一点在迪克·唐纳的《超人》中体现得非常好。所以,我告诉片厂:“这就是我要做的。”我甚至不知道是谁头一个用了“重启”这个词,不过所谓“重启”也是发生在第一部之后,着手重置这个系列时我们一点参考材料都没有。不如说“没人这样制作过原创故事,并将其视为动作电影的一部分,现代动作大片的一部分。”
记者:扎根于现实?
诺兰:扎根于现实——扎根于增强的真实,扎根于杰里·布鲁克海默式动作电影的真实。我们也要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喜欢超人?因为纽约感觉起来就像纽约,更确切地说,大都会与纽约相仿;大都市就像一个你认得出的城市——除了有个在街上乱飞的家伙。“我觉得《超人》拍得很不错,所以蝙蝠侠也要这么拍。首先是寻找强有力的演员阵容,”老版《超人》的演员包括马龙·白兰度及格伦·福特(饰超人之父)等人,阵容相当豪华。我们则以克里斯蒂安·贝尔为中心选角,加上迈克尔·凯恩爵士,加里·奥德曼,摩根·弗里曼和汤姆·威尔金森。这个阵容梦幻到令人难以置信。
记者:在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我要拍好几部”?
诺兰:不,从没想过。我只签了一部电影。第一次与编剧大卫·高耶讨论项目时,我们说,“要是这个片子成功了......”大家脑子里都是三部曲,后来我猜他们大概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他们把第三部一分为二。(笑)当时黑客帝国那帮人在拍续集,到处都是三部曲,“什么是三部曲?”我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私下里,有人开始隐约考虑第二部和第三部要朝什么方向发展,我马上制止了他们,我想,“你得把一切都放进一部电影里,努力做出一部伟大的电影,因为你可能不会再有机会了。”这部片子要是成功了,我们就可以考虑续集。然后,我们能按照公众对电影的观感成长并适应,而不是未雨绸缪,提前五六年就计划。我们从片厂处得到了时间,慢慢铺就电影,所以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隔了三年,第二部和第三部之间又隔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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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令人惊讶的是,在拍摄蝙蝠侠系列电影的短暂间隔中,你还拍了《致命魔术》和《盗梦空间》。你想做那些项目是不是已经很久了?

诺兰:是啊。如果你真的想成长,培育那些已经被人所知的系列,我觉得立项后找片厂去开拓会有点难,因为他们有着时间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投入全部的时间。因为你还需要抛出想法,讨论,做别的事,回想一切,寻找对的感觉,这都需要时间。讽刺的是,我认为制定连贯的三部曲非常有价值,这样你会真正懂得观众对每部电影的感觉,再带着这种认识使下一步故事前进。
记者:你是怎么参与《星际穿越》的?你希望通过它来传达什么呢?

诺兰:这个项目最初是由琳达·奥布斯特开发的。她与基普·索恩,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天体物理学家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想拍一部来源于真实世界科学的科幻电影。最初他们在派拉蒙与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企划电影,并请来我弟写剧本。不管我们是否共事,我和我弟都无所不谈,所以过去四年里我一直有听他讲起这份工作,我真心觉得这机会难得:既可以讲述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又可以将人与宇宙做对比。一听说有机会参与,我就毫不犹豫投身进去。这个机会太少见了,你不仅要在情感和故事规模之间取得平衡,还要注意整个故事的庞大规模。
记者:虽然你的电影在商业和评论上都很受欢迎,可有些人认为片中的情绪被大场面压倒了。你觉得这说得对吗?《星际穿越》是对此的反驳吗?

诺兰:不,一点都不对。我尽量不对我做的东西产生反应。把自己的反应控制在一定限度并非你想的那么难。差评或特定的批评会令你生气,赞扬或者喜爱之辞又会令你高兴——但每一部电影都会有褒有贬,而电影呢,还是那部电影!(笑)所以,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种反应是很自然的,这是他们非常主观的反应。我看别的电影时也一样。所以,你最好不要对自己的片子产生反应。其实几年前我就知道别人说我的片子太冷酷。我可以告诉你,为《盗梦》选角时,那些演员出来时会哭泣;为《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选角时,人们出来时抹着眼泪,片厂的家伙也会擦眼睛。对于电影,我们的反应向来很情绪化,这可以追溯到《记忆碎片》。我认为片中盖伊·皮尔斯的表现极其动人;我的作品是非常技术性,非常精确,可能是冷酷的,但“他”赋予其情感中心,以此去感动别人,要是没有“他”,这部片子就不可能成功。《星际穿越》的情感只是比我的其他电影要更加个人,更加明显。《星际》的故事讲的就是情感,情感在片中起了重要作用。这其实是关于人们之间的联系,以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联系的意义。所以,我尽量不对我做的东西有所反应。
记者:你不能取悦所有人......

诺兰:作为一个电影人,你要知道,无论事情看起来多么积极,你总会看到不好的评论,你总会注意到某些人喜欢的正是某些人讨厌的,所以你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我觉得只要去做你相信的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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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的电影——《盗梦空间》,蝙蝠侠三部曲,以及《星际穿越》的演员都很出色,你还跟数名演员合作过不止一次。你如何与演员合作?
诺兰:我喜欢与演员合作,我喜欢与演员培养关系,以便跟他们多次合作。我跟不同的演员合作过,比如迈克尔以及克里斯蒂安。在《失眠症》中,我从阿尔·帕西诺身上学到一件事:演员的表演蕴含着魔力——有时他们会超越优秀的技术性表演。我非常欣赏这一点,所以就算我不明白,我自己做不到,我不是演员,我对演戏了解不多,我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进行观察,了解如何创造条件让这种时刻发生。我觉得演员的表演是非常神秘,非常引人注目的。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让这些时刻发生。
记者:似乎除了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大片厂推出的其他影片都是续集,翻拍或改编。为何原创电影不好拍呢?

诺兰:因为电影就是生意,必须要有人买单——它们是昂贵的集体努力。不可避免的是,电影业会经历倾向特定娱乐类型的循环,有时偏向原创,有时偏向系列。我两种都拍过,拍得都很开心,所以我不会批评任何一方。我认为制作原创电影一直都是挑战。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业务时代——我不想把片厂个性化,因为它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大电影,或大片的概念愈发趋向已知的知识产权,比如书或漫画人物这类已被人所知的东西。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自生自灭,但现在它吸引了最多的投资。我发现,片厂永远接受创新性和新颖性。他们有责任去接触更广泛的观众,为电影买单,没人比片厂的管理者更理解人们多想在电影中看到新的,原创的娱乐,他们对此有非常充分的理解,要在正确的时间,寻找到正确的可以组合的事物。走运的是,在《蝙蝠侠:黑暗骑士》大获成功之后,我们做了《盗梦空间》,他们非常信任我,而且我说服了莱昂纳多,他的观众分量特别重。因此,电影是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正确的原创想法的组合。单纯为了“原创”而原创永远无法讨好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记者:有几个简单的问题:首先,你真的没有电邮或手机吗?
诺兰:真的。
记者:怎么可能?做出这么高技术东西的人居然没有最基本的....

诺兰:嗯,我从不用电子邮件,因为我觉得它对我没有任何帮助。我不想被手机烦。俗话说,“在纽约,你离老鼠永远只有不到两步远”——我离手机也从不会超过两步远。踩点时我身边有10个人,每个人都有手机,所以人们要联系我很方便。我刚入行时,没多少人有手机,我也没有,我从没为手机操过心。而且我运气比较好,一直在工作,若需要时身边总会有人拍我的肩膀,递给我电话。其实我真的不喜欢手机,因为没有手机,我就有了时间去思考。你懂,一旦有了智能手机,只要有10分钟的空闲,你就会开始玩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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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最喜欢电影制作过程的哪个部分?前期制作,制作,后期制作,还是别的?
诺兰:整个过程我都喜欢,我很中意它的多样性。如果一定要选,那就混音吧——我认为这是最好玩的。
记者:有的人批评《星际穿越》的声音,你怎么看?
诺兰:这部电影的混音很棒,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我认为人们对大片中的声音平衡有些太保守。我比较走运,我可以自由地处理声音,按照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它,实验它,并且推动界限。这件事很有趣。
记者:那些不认识你的人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诺兰:我说不出来——我不知道。说实话。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笑)
记者:从文章或别的东西上来看,你不觉得你以某种方式被误解了吗?

诺兰:不太觉得。这个问题早些时候我答过了:人们说我的影片太冷酷。我认为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个评价有多主观。人们看电影往往都是这样。但是,一部让很多人流泪的电影还被人评为“冷酷无情”,我只能说,“好吧,显然这就是你眼中的电影。”人们误解的并非真正的我,而是影片本身。我也不知道他们对我有什么误解。
记者:反之,对于那些不认识你的人,你有什么想让他们知道的事吗?你有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吗?
诺兰:不,我不想让人知道关于我的任何事情。我没开玩笑。我感觉你越了解拍电影的人,就越无法欣赏他拍的电影——因此我总感觉采访会有点......(笑)我是说,你必须为这部电影做一定的推广,你必须把自己摆出去,但事实上,我一点都不希望人们看电影时想起我,真的。
记者:十多年来你一直在拍大预算的片场电影。你还会拍那种耗资900万美元,由表演驱动,没有特效的独立电影吗,就像《记忆碎片》那样?

诺兰:绝对会。对我来说,电影其实就是故事。至于“无特效”,在《星际穿越》中只有600个特效镜头,这比圣丹斯电影节上一半的电影都要少得多!至于“由表演驱动,”我不认为可以拍得出比《星际穿越》更由情感驱动的电影,因为表演就是一切。所以,对我来说,这只跟讲故事需要什么样的规模有关。我当然不是由故事的规模驱动的,而是由故事本身对我的吸引力所驱动的。这种力量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
记者:选择用胶片而非数字呈现一部电影,到底有什么不同?
诺兰:如果电影人偏爱用胶片表现电影,自然会有区别。这是极为重要的。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们必须以数字表现电影,而不是用胶片。这就是基本原则。这一点很重要,如果电影人说它重要,它就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为什么这对你很重要?

诺兰:为什么对我很重要?因为如果投影得当,胶片的色彩还原相当好,分辨率也更高。我认为人们每当想到胶片投影,都会想到那种很糟糕的投影。不过最优质的电影投影,对我的眼睛来说——即使在技术层面来说——都会超过任何数字投影。我认为,随着行业利益标准化,很明显数字变成了一种功能强大,利于保持品质一致的后勤工具。但我不认为我们需要标准化。是的,数字的确便宜。但音乐行业没有标准化。其他行业也没有标准化。要知道,百老汇戏剧更没有标准化——你建立你所需要的现场,配置你想要的剧院。这部电影(《星际穿越》)我们就做得很成功,我们走进剧院,在放映室装上投影仪,然后说,“这部片子就这么放吧”。无论是在中国大剧院放映70mm,还是在全景电影圆顶剧院或其他地方放映70mm——屏幕的效果都好到令人难以置信。人们认为使用“胶片”是出自老式的心态,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只是在某个可以做出特别事情的地方为观众上演了一出戏剧。是的,这么做的确要花钱,可既然做得到,又何乐而不为?如果片子的盈利可以支付这项费用,为什么不呢?
诺兰最实诚的访谈:以后拍什么你想说了算,现在就得学会处理这些....
记者:我知道你不喜欢过多谈论自己,但我可以问一个不那么私人的问题吗?不拍电影时你喜欢干什么?
诺兰:我喜欢与我的孩子呆在一起,真的。
记者:你不喜欢打高尔夫,游泳之类的?
诺兰:我不想细说。
记者:好吧,好吧......

诺兰:我不打高尔夫,也不游泳。
记者: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希望你的未来像那位电影人一样?
诺兰:嗯,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电影人。我很愿意像某些伟大的电影人一样工作到晚年——比如约翰·休斯顿。我认为斯坦利·库布里克很厉害,只要他想,他就能在片厂系统内拍摄非常个人化的电影,我想这是大多数电影人渴望的。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一直保持自我呆在电影的最前线,这多么了不起啊!还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我认为,很多电影人现在拍的片子还是跟他们拍的第一部大热片一样有趣。不断努力做出优秀的作品就是我终极的追求。
记者:除了《星际穿越》以外,2014年你最喜欢的电影是?
诺兰:(笑)好吧,我不知道是否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啥都没看。工作时我都不看电影。我刚刚做完工作,所以还没赶上潮流。要说的话,[理查德]·林克莱特的《少年时代》毫无疑问非常杰出。
记者:多年以后,当人们回顾这个时代,你希望他们如何评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
诺兰:(停顿了几秒钟思考)我希望他们说我的电影总是雄心勃勃,总是带着真诚,为了实现这份雄心而努力。我就这点希望。至于电影的好坏,我当然希望人们喜欢它们(笑)——不过老实讲,那真的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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