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你有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香港导演陈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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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你有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香港导演陈嘉上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嘉上放弃家族的建筑公司职位,进入邵氏由低做起,1988年凭《三人世界》声名鹊起。此后,他与周星驰、王晶合作《逃学威龙》,《武状元苏乞儿》,以及叫好叫座的《飞虎雄心》等大量卖座商业片,成为最具票房价值的电影导演之一。并凭借《野兽刑警》夺得1999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自2008开始与大陆进行合拍片,共拍摄了《画皮》《画壁》以及3部《四大名捕》系列,拿下了超10亿票房的战绩。

他是目前为数不多原意照顾观众却又不盲目迎合市场的导演,尽管其影片的口碑瑕瑜互见,但是他对于电影的态度,是让人极为尊重的。从1980年进入邵氏影业做制片助理开始,到做场记,编剧,执行导演,导演一步一步走下来,始终不改对于电影的初心,他的从业经历见证了香港电影的辉煌、暗淡以及北上合拍的过程。回首35年的从业经历,陈嘉上导演总结自己的从业变化以及对于电影环境、电影市场变化的感触。从如何开始做“道具”聊起,梳理自己如何一步一步通关,走上导演的宝座。面对创作上的质疑,陈嘉上导演也给出了自己冷静总结之后的想法,时代在变,市场在换,没有什么是一层不变的。一个电影人关键是找出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什么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总结的同时,对于年轻创作人也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这几年中国电影市场发生巨大变化,陈嘉上分享出他所总结出的“商业电影”,以及作为资历老人分析了现在中国的市场的矛盾,他认为现在大陆市场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娱乐电影“与”文化电影“的关系,吸取”香港电影“的市场经验,而不是过分相信数字,按照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用数据去判断,不从理解观众、理解创作出发。当然,对于成功电影的元素,他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一部电影获得成功故事不是最重要的一点,重要的是这个创作人跟导演在当下对社会里头的一些感觉抓不抓得住,能否对应社会上一个问题。

作为金像奖主席,陈嘉上分享出了金像奖的评选规则,以及和杜琪峰的“矛盾点”,他认为每个电影节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背景,金像奖是一场“民主的选举”,也是香港电影的盛会,这些才是金像奖背后的最大意义。

影视工业网|幕后·深度:【第三期: 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导演陈嘉上】邀主持人宋小白,制片人、编剧。2005年开始青年导演的扶持工作,十年时间扶持帮助了约有三百多位青年导演。2007年创办“影想放映”活动,两年时间一共放映推广了70多部作品。从2009年开始,前后担任“九分钟原创电影大赛”、“影像新势力”、“影像心浪潮”等活动的总制片,总策划,总监制。编剧作品有:《惊魂游戏》、《面魔》、《NP完全问题》、《爸爸是献给孩子的神奇之旅》
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你有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香港导演陈嘉上
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你有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香港导演陈嘉上

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你有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香港导演陈嘉上

宋小白:我了解香港是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这段时间,香港电影变化是比较大的,而且变化特别快,对电影人的变化也特别快。所以我想这段时间,您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经历讲一讲,您是怎么入行的?


陈嘉上:我不是学电影的,我从来没学过电影。我在大学学的是天文地理,没有毕业就退学了。我进电影行业完全像是一个粉丝投进一个行业的感觉,我当时非常爱话剧,可是话剧在香港无法开展。我从加拿大刚回香港的时候是1980年,那个时候香港新浪潮刚刚发展,我当时完全被新浪潮电影所震撼到。新浪潮带来的全新局面就在于知识分子的出现,80年代之后,香港开始有各种奇怪的文化,包括徐克说故事的方法,许鞍华说故事的方法,包括给我最震撼的章国明导演的《边缘人》,我看完之后非常惊艳,宿命论在香港电影出现过去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香港电影除了龙刚导演之外少有人文的一种表现,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被吸引住了,完全是因为《边缘人》,我看到这部电影好震撼,看完跑回去再买票,看了两遍。

后来我发现邵氏公司在请人,当时他们要请灯光助手、摄影助手、制片助理这三个职位。灯光、摄影我都做不了,制片助理我可以,就报考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职位是500个人里请一个,我就是其中一个,可以想像那个时候进入电影行业很难的。其实考进去最大的原因,就因为我刚从加拿大回来,懂点儿英文,而且当时是方逸华小姐(当时邵氏的老板)亲自面试的我。其实进入邵氏几个月之后我就变成做道具的了,因为章国明导演需要一个特别道具。邵氏很老的,做道具的都是老人家,有一次,他们要用枪,结果道具送来让人哭笑不得,要一个M16的机动步枪,送来了一些木头做的,很精致,可是不能拍。那个时候我20岁,我爱做模型,章导发现我有这个兴趣,就跟我说缺一个人替我做模型,你愿意吗?就这样我就扛起了章国明特制道具的所有责任。从枪到各种道具,反正道具师觉得他们不懂做的,都交给我来做。

宋小白:你带团队吗?

陈嘉上:刚开始没有,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就做各种的事情,《星际钝胎》里所有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是我做。因为这一点,方小姐对我特重视,她发现这个年轻人把一个大部门扛起来了。《星际钝胎》我记得是有打上我名字的,进电影行业第一年很少有就可以在电影上打上名字的,这是导演特别送给我的,因为我确实扛了好多工作。我也是那个时候认识刘伟强的,刘伟强后来就很深刻的说为什么认得我,是因为有个家伙很出名,每天不离开厂里头都在干,他那天都看见我做电影中的一个道具,是太空船里的一些灯。其实是用9000多颗的小灯泡钻到洞里头,扎好,连下面两万多条线的组合。然后刘伟强就看着我,他说“你疯了”。我当时没时间跟他聊,他又说:“你继续”,我说:“好”。他记得很深,我都忘了,后来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对话,我说你这个王八蛋也不过来帮忙,他说我绝对的好笨,可是很厉害,我当时就这样子。

宋小白: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做?

陈嘉上:完全没有,只有一个顾问蔡澜老师。我问蔡澜先生我做的对不对?蔡先生指着告诉我有几个差不多,你继续。就是这样,没人管我。后来我就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动画台,我用木头改装的,把它变成一个动画台,我把一个摄影机也改装成了一个放映机完成了《星际钝胎》。到电影结束的时候,我带了15个小孩,全是年轻人。各种部门,包括特效、化妆、道具、动画、光学特效。

宋小白:那个时候只有一年的时间?

陈嘉上:一年。那一年是我很快乐的一年,因为我学到了各种事情,我不懂得就跑去问。方小姐给我一个特权,我可以调动所有的电影来看,邵氏过去拍的只要我点就能拿来,而且我有特权用方小姐自己的放映室,反正每次方小姐经过都会看到我在看片在学习。后来我还有权力通过邵氏公司的关系借来一些好莱坞没有在国内上映的电影,我看好莱坞电影,都是看每一个镜头怎么分,怎么拍,那个时候没有录像带,我学的全靠这个。就是一格一格胶卷来学,一秒24格对我来说工作量特大。所以我想镜头的时候,一定是最短最有效的,要不然工夫太多了,我的思路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学电影这个路,跟大家很不一样。

宋小白:你从特效,你后来很快转到创作了?

陈嘉上:其实也不算快,特效我做了一年多两年。《蜀山:新蜀山剑侠》跟《星际钝胎》开启的香港一个特效风潮。大家都说我的团队很厉害了,就15个小伙。我还记得人家一个项目报给邵氏公司一个电影报价300万,我接过来最后做好了,成本是6万。你可以想象公司少花多少钱。而且我们什么特效都敢接,反正就是不怕开工,我们过夜班从来不要加班费,我们就一群疯子,就爱,以至于公司为了特效部门建了一个楼。

宋小白: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陈嘉上:对,给我们建了一个楼,让我们发展,当时没多想,满脑子里头就是特效。而且那个时候又很幸运,我跟很多导演都合作了,都是这个时候变成的好朋友,比如王晶导演,黄泰来导演,他们都爱找我聊,我就带着画板,告诉他们怎么比较有效,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做分镜头,我们已经在做了。很难想象,我是一个自学的人。那个时候老外来的话也是我带,我英文好。当时在香港,有一位好莱坞过来很好的一个摄影师,他可以说我是第一个老师,其实我们接触不算很多,可是我在他身上学到好莱坞是怎么拍戏的。他就说:“我好久没见过一个“ profession”在香港”。在当时邵氏想把我送到好莱坞,都谈好了,去国外学回来替公司做,这也是许多特效人的梦想。可是条件就是我要先梳理好我的部门,先砍掉一半人。我砍不下去,我手底下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我请过来,我培养的。最后我说,15个人员工最高的是我,我先砍我自己,我就离开了特效。后来我也有开过一家公司,可是我再也没有很好的走进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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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钝胎》特效效果截图以及电影海报

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你有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香港导演陈嘉上

宋小白:你很快就从特效到去创作?

陈嘉上:也不算快,一年多到两年。我离开邵氏特效部门没想过会留在电影界,没有人认识我,可是我很幸运,当时我调了工作还没有离开制片部,就跟着黄泰来导演去当场记。

宋小白:那场记算不算正式员工呢?

陈嘉上:不是。就是跟组的散工,可是我蛮愉快。我当场记做了几部戏,《缘分》的时候本来也是场记,可是拍着拍着,导演就说“嘉上你先替我盯着工作,我要先改剧本”,我就在现场变成了副导,后来就变成了编剧,我是一部戏过来的。做编剧就是每天在现场写,包括后来梅艳芳的戏,她本来就客串一天,导演发现梅艳芳很好玩,他说“嘉上,你觉不觉得,我们可以把她的角色放大?”我说我想一下,然后我就每天写她的剧本,梅艳芳到现场就来问我今天干嘛?然后我们两个就商量,后来拍了大概十几天,梅艳芳后来凭这个角色拿了最佳女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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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缘分》海报以及《缘分》里的梅艳芳

宋小白:像这样一种状态,是香港片场的一个正常状态吗?

陈嘉上:不正常,现场很少有一个编剧这么做,一般剧组都是等剧本,要不然导演就乱拍,回去再搞。可是我们就很享受,编剧在现场改剧本要很快,我也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可是从我当制片、道具以及特效、场记,甚至后来编剧,确实没有说是我自己非常想干的。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愿意接受任务,你给我什么任务,我都是说可以呀。那时候几个人常在我家里头,躺地铺聊天。有一个晚上就聊到理想,邱礼涛说想当导演,他就问我想干吗?我说我要当全香港最好的场记,他不相信!我说你知道场记有多难吗?那个时候整个电影的核心都围绕这个场记。当时我就是这种心态,我改了邵氏公司用了很多年的场记报表规格,为什么呢?我收工的时候,我要把所有的数据,连起来报上去,场务组他们就拿着胶卷在那等,然后我不好意思,我就改了表格,过了三天,变成我等他们收工,从此他们收工早半个小时,后来所有的表格都跟我改了。其实我各种体悟告诉我,我是一个不太传统的人,你过去的东西是怎么样,一旦我发现不对,或者怎么样,我就会改变。

宋小白:这个也是你为什么会对新浪潮的东西感兴趣……

陈嘉上:是,我对新的事物特有兴趣,而且我特爱人家讲新方向。其实我都按照这个思路去想的,没想很多,我只是拿着我手上项目,按照现在我的状态去想,我们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过去怎么做,过去怎么做跟我无关。这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一种训练。

宋小白:我过去是在录像厅看的您的电影,记忆很深刻他会有不同的感觉,这个我估计也是因为您跟之前想找新的态势有关系。那从编剧到导演的过程呢?

陈嘉上:我也是被人拉上马的。我当时写了好几个剧本,其实写的不多。我替黄泰来导演写了《缘分》,然后替他写了一个剧本,没拍完呢,我就离开了。我想离开电影界了,觉得有点儿心亏。

宋小白:那是哪年?

陈嘉上:84年左右,那个时候电影还是很火,可是拍的不是我爱的电影。都是一大堆喜剧、武打,都很火很赚钱,可是我感觉这是一个赚钱的行业,不是我心中理想的东西。后来我就拿剩下来的一点钱到大陆走了一圈,我拿着背包去了乌鲁木齐上了天山,然后又从乌鲁木齐坐着火车来到北京,走了一个三角,大概两个月钱就花光了。回香港的时候,我就想只要能为大家做一点事情,不只是赚钱,做什么都可以。我人脉不多,当时我觉得在电影界我混不下去,有准备去做媒体,当时我也在报考一个英国的公司做模型,我最喜爱的东西就是做模型。没想到我回到香港第二天,我的师兄,他也是《星际钝胎》的副导,就跟我说有没有兴趣给徐克写剧本?

宋小白:徐克那个时候很火了是吗?

陈嘉上:很厉害了。他们需要一个编剧,叫我明天过去,当然了要经过一些考验。导演有一个题材,希望听听大家意见,徐克就问我你是怎么想的?在那个时候非常流行谈剧本的时候对比好莱坞电影,每谈某一场戏就说好莱坞有一场戏是这样子的。可是我没有,我就说了我的想法。还有因为我之前做道具,研究是我很大部分的工作,我必须查各种资料,所以徐克就觉得我很特别,像个小小的百科全书,后来我就写了《城市特警》。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徐克问我,你爱不爱《黄飞鸿》《老夫子》,我说都爱。为什么?好玩儿,我觉得是很好玩儿的事情,观众可以分享。徐克说对对对,我们是同路人。

宋小白:那个时候观众,已经融合在一块了吧?已经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和普通人?

陈嘉上:没有,徐克那个时候也算是举步艰难的时候,他的戏有很好的口碑,可是票房不算非常大卖。工作室后来拍了《刀马旦》《英雄本色》,《英雄本色》上画的时候,工作室就在戏院楼上,我们晚上做到八点多,然后我跟徐克、吴宇森下去吃饭,看《英雄本色》全员满座排着长龙,好兴奋。那种感觉,我印象是非常深刻,这个荣耀其实跟我没很大关系,可是我很享受我们的工作跟群众的互动,这个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钱跟我们无关,赚钱也是老板而已。当时他们说我感悟了,所以我是这样转过来的。然后当导演也是因为《城市特警》,《城市特警》写了两年多,这个戏也拍了差不多两年,从本来是金扬华改到杜琪峰,变了好几番导演,剧组唯一不变的就是我,所以每一个导演到现场都问我。我当时是代表工作室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徐克很信任我,什么事情跟我谈,让我跟徐克谈。这两年多里头,我在工作室可以说所有剧本我都碰,所有剧本我都有参与,可是不等于说我有钱,我是义务的,有剧本我就爱去谈。离开工作室的时候,我在现场经验蛮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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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城市特警》海报以及剧照

宋小白:在剧组其实你还兼了一个副导演的角色。

陈嘉上:对!其实还当了美术。反正我在现场各种角色,杜琪峰那个时候叫我神童,他说你什么都懂。到后来我离开了工作室,可是行里头已经有一些说法,说有一个编剧每天都在现场,各种事情他都懂有现场经验。后来我替德宝(德宝电影公司)写了两个剧本,一个是《双肥临门》,另外一个是《三人世界》。《三人世界》这个剧本是蛮奇怪的,剧本本来是公司不要的,可是让林子祥在挑剧本的时候,挑到这个题材,林子祥特爱,就要求我写,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剧本。可是这个剧本没人敢拍,所有导演都觉得这个死定了。后来冼杞然导演当时他也是公司的总裁,兼顾不过来,怎么办呢?有天中午冼杞然跟林子祥对我说:“嘉上你来当导演”,我说不行,然后我就推了,他们还是让我想一想。那个时候在德宝公司,我常常跟袁和平他们写剧本,我就给八爷说他们疯了让我当导演,八爷(袁和平)很严肃的说为什么不可以?外头乱七八糟的王八蛋都在拍戏,你怎么不可以?大不了拍不好回来当编剧,你怕什么?有机会不要不行。后来我就答应了,所以我成了香港第一个执行导演,之前没有这种事儿。我放得很开去拍,没有心理压力,大不了回去写剧本嘛。这个戏2600万票房,大卖。拍完了我就当导演了。蔡澜当时说:就是那个时候替我搞道具特效的小伙子,现在当了导演了。

宋小白:那个时候的香港票房还是很重要的?

陈嘉上:所有香港导演都是票房定生死,票房死了你就死了。除非拿了大奖,有些公司就会给你一些机会。其他的基本上赔了就别再来了。

宋小白:那个时候香港那些电影投资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身份是专门做电影投资的,还是说他们也是各行各业做投资的?
陈嘉上:专门从事电影投资的。香港的特点主要是电影投资人都是专业,他们都很有经验。后来有一些黑社会,他们也是抓住谁有大明星就可以赚钱,大明星大导演。

宋小白:你刚才说的是八几年?

陈嘉上:那个时候应该是87年还是88年。《小男人周记》是我正式第一个自己拍的,上画的时候是89年6月

宋小白:很特殊的日子。

陈嘉上:当时真的不能预料的,那个戏星期六上画,星期天破了的票房记录。其实也是让我知道,电影在整个城市都很悲愤很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喜剧,还不是胡闹的,带一些感情,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让大家释放一下的效果。这个戏郑丹瑞主演,票房有1600多万是不可思议的,郑丹瑞只是一个DJ,刚开始大家觉得死定了

宋小白:这个片子也是有自己奇怪的境遇。

陈嘉上:非常奇怪。所以我就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各种的试验,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边学边做,大家都给我机会,我只能说我会尽力上,一直败的很少。可是这大概也跟我没想多成功有关,每次我只是想过关而已,而且我也不是很有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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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小男人周记》,陈嘉上导演第一部正式导演作品


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你有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香港导演陈嘉上

宋小白:我觉得那个时代的香港电影人,很多都是由自己的天赋迸发出来的创作。

陈嘉上:是的。包括洪金宝导演,成龙大哥。不容易的,现场动作的那种感觉,我真佩服。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好处有一些坏处,有一些强的有一些弱的。我很清楚自己在哪,我就好好做我的本分。有时候有人说我谦虚,我不是谦虚,是认真。简单来说,我对画面是死板的,我必须靠一个好的摄影师给我一个感觉,可是我对人对戏很敏感,我对人颇有感触,所以我强在人,我强在戏剧的一部分。可是影像很多其他的方面,我越来越淡,也越来越交给其他人,包括特效这部分,我每天都盯特效,可以说我比较懂,可也不过是手段而已。人越大,你越看到自己的不足,越看到事情的难处,就拼命做,别想太多。

宋小白:转眼就到了90年代,90年代一开始的时候,香港电影就有一些苗头了。

陈嘉上:其实真正出了危机是93年、94年,最大的警号就是《侏罗纪公园》打进了香港,这是很明确的一个点。在这个戏之前,港片还是占有亚洲70%的票房。我们一群香港的年轻导演危机感很重,包括我和陈可辛他们几个人觉得我们快完蛋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是武侠片,投资也非常单一,我拍完《苏乞儿》我不想拍武侠片了,台湾的投资人来劝你,其他也都来劝你,后来,以至于他们可以说是惩罚我,我一年半没戏拍,直到我拿着《飞虎雄心》的剧本去找嘉禾的蔡永昌先生,我说蔡先生我有这么一个剧本,投资不高(我记得好像是800万)你输了我一分片酬不收,赢了再给我片酬。他觉得好奇怪,我拍喜剧,之前一部戏香港3700万票房台湾两亿,你干嘛不拍武侠片?我说大家都在拍,我没兴趣,而且我觉得这样会死。

那个时候,我跟陈可辛几个人每天都在想拍其他的类型。可是那个时候,其实电影已经跟观众离开了,我们的戏在台湾大卖,香港已经不行了。香港城市已经成熟了,大家开始看好莱坞电影了。几个礼拜的事情,武侠片全垮了,可是武侠片当时是最大投资,公司都把钱砸到武侠片里头,一垮就都停了,剩下的没多少了。95年96年开始盗版就来了,各种事情越来越糟糕。本来9 3年、94年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候“ufo”(工作室)的出现,我的《飞虎雄心》没想到会打赢,而且确实是打开了一条路,现在看港片所有的枪战,《飞虎雄心》就是一个模板。之前大家都学吴宇森导演的方法,他的方法没错,可是也有新方法的。当时的《飞虎雄心》就是我的一种新概念,然后我就开展了所谓动作的另外一条路。陈可辛的“UFO”也开展了所谓中产阶级另外一条喜剧的路,我们当时有过一阵子中心的日子,可是盗版对于我们来说打击很大,本来我们是可以站起来的,我们在转型之间盗版来了,最脆弱的时候完全被打趴了。可是我们之所以还存在是幸运的,港片还有一个工业在发展,这跟香港回归也有关系,没有中国这个市场崛起,是很难有现在局面的。

宋小白:说到这一点,我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香港电影那个时代,走到那样一个境况的时候,你刚才也说了,跟导演开始走自己成规路子有很大的关系?

陈嘉上:作为一个电影人来说,它唯一的希望是观众爱看,其他都无关。所以我跟很多人唱反调的说,他们所谓的“黄金时代”是我最差的时代。那个“黄金时代”就是我说的92年、93年,每一个人都在拼命拍赚大钱,我没拍戏的时代。那个时候是赚大钱,可是观众不爱呀,问题就是说把钱跟观众错开了。我们能生产一些东西大卖钱,可是观众不爱它,合理吗?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呢?市场资金在主导,那个时候台湾的市场在主导香港,台湾的市场要什么,香港就拍什么,台湾不要武侠片,香港就不能拍武侠片。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内地市场跟香港的关系必须吸取台湾市场跟香港市场过来的教训,你必须懂市场有分别有差异。可是当时大家不管,向钱看向老板看,而不是向观众看。很多那个时候的电影人,完全不理会电影的口碑甚至于是观众,他不需要,老板拿钱来,我就这么做。

宋小白:这个说到香港电影在那个年代的痛处,我作为一个观众来讲,那么长时间看香港的片子,在这个过程来讲,很明确的感觉到,有时候感觉导演在敷衍。

陈嘉上:可是不行,电影形成这个局面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有些导演反而赚到了钱,因为老板觉得他听话嘛。

宋小白:导演赚大钱的时代,也不一定是一个好时代。

陈嘉上:是的。

宋小白:就像您刚才说的,80年代初期,其实导演不是说我要赚多少钱,是我要拍出一个受观众喜欢的。

陈嘉上:是的。徐克导演从来不停的提醒我,拍戏为什么?为什么要拍这部戏?这是他不停问的问题。他常说,一定要向观众负责,必须向观众负责。不要谁给你的钱多,你就给谁拍,所有的事情不能从金钱收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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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上和徐克共同出席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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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白:提到徐克导演,他一定对你影响特别大。还有其他人吗?


陈嘉上:有,我跟很多导演都学过,包括冼杞然导演,他当时是非常谨慎的导演,是他告诉我就是千万不要赔,赔了就没有下一次机会。教了我很多做一个导演跟投资之间的关系。然后王晶导演,我在当道具的时候,就认识他了,《逃学威龙》的时候他当我监制从来不管我,对我说嘉上你懂,有问题问我就好了。当时我还记得《逃学威龙》有一点我想不通,我就打他电话,王导有一个问题请教,15分钟解决问题。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电影导演,他对市场的把握非常准确,可是我跟他不同类型,他把每一个商业元素用尽,我不行,我有就够了,因为我需要其他的东西。可是王导给我很多经验,尤其是拍商业电影这部分,我过去不懂,过去还是“拍好电影”,以至于我曾经拍完了两个戏卖了钱,我拍《小男人周记》第二集的时候,差点儿赔了,尽管赔的不多,可是已经有很大的挫折。第二集,本来以为会拍的更好,确实也是更好,可是赔钱了。发生什么事儿了?然后我进入一个低潮,你赔钱大家就怕你了,没有戏拍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点钱拍了《神探马如龙》,也拍的不开心,然后王晶和文隽就找我去拍《逃学威龙》,可是我推了一年多,因为我想不通这个点,后来想通了才拍,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学懂了什么才是商业电影。

宋小白:这其实算是你一个大的转折点了。

陈嘉上:很大的转折点。也包括我敢不敢,当时说敢拍商业电影吗?敢拍这一种吗?大家觉得你跟王晶同流合污呢。可是我要学,我就拍了。以至于后来再拍《飞虎雄心》我也不一样了,我要有我的想法,我不能光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王晶导演、向华胜先生教了我好多,向华胜当时对商业电影的判断之准确,让人非常惊讶。后来我才发现,所有的事情他都在戏院里头干的,每天到戏院,每天看午夜场,听听观众爱什么,不爱什么。

回来之后你还继续搞你的,你好笨啊,观众很累了,你还教训他?王八蛋啊你!他就这样子,我就明白了,贫苦大众上班好累,下班买一个票你给我娱乐吧,别再教训我了。我就学了好多,然后还有徐克导演、吴宇森导演。因为当时吴宇森是徐克最好的搭档,基本上他们两个每天都在一起,我就在他们身旁,非常佩服。我学的确实不是徐克、吴宇森的什么方法,我确实学到了他们对电影的态度,是怎么当一个电影人的。我是幸运的,我跟很多人都合作过,洪金宝、麦当雄,我曾经有一阵子,一天早上是徐克,中午是麦当雄,下午是洪金宝跟成龙,反正四档一天。晚上他们谈完了之后,他们吃完饭去夜总会,我就回去写稿子。第二天我完成了,就这样子。

宋小白:那个时候是不是很辛苦?

陈嘉上:可是很快乐。我写稿子特快,很多人不理解,有一次我告诉人家,我一天写完了一个稿。晚上六点,写到第二天四点钟送稿到嘉禾。有人说,你竟然夸奖自己这种枯燥的生产能力,我很难解释,我就是这种枯燥生产能力下训练出来的一个人,我是达到人家的任务,你要给我多少时间,我准给你完成。你说是否最好?当然不是最好的,我从来没想过最好。

宋小白:你刚才说了,编剧这个工作,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您觉得编剧和导演的合作状态,什么样是最舒服的?

陈嘉上:首先编剧要同意导演的方向,必须买单,导演想说这个事情,编剧不同意的话,基本上不能做下的,只能产生矛盾。可是要是同意的话,目标就是这个,你就会各种信任,把所有东西交给导演,让他去完成。有的人讨论所谓编剧的权力或者是导演的权力,是无聊的,电影就是导演的。你要是不承认这样子的话,就当不了一个编剧,就当导演吧。没有说写下来不改的。我《城市特警》改了15稿。

宋小白:很痛苦吧?

陈嘉上:非常痛苦。可是学习太多了,写完之后我基本上都透了,我看通了警匪片的套路,我各种套路都打过了,没有不可以的,没有不能改的,没有不能收展的东西了。我跟徐克都是这样子,稿子是建立创作的过程而不是终极,写完发现不对丢掉再来,没有可惜的。整个思想过程,就是建立所有东西的一个过程,剪完了,做好最后一个创作才完成。对不起,我们不会说剧本没写,就不改。对不起,我们做还是要做,每一个点都盯着。徐克导演是盯到最后。还是在改还在创作,还在抓感觉,还再往前走。

宋小白:有时候改剧本之类的,其实也有另外一面,是代表追求更好。

陈嘉上:是要追求更好。你在现场,有谁会比演员对这个角色更有感觉的?突然演员说,导演这个剧不对,为什么不对呢?我刚才这样子,我觉得我不可能说这句话吧,对呀!调吧。这个完全跟道行无关,这个跟大家追求的一个目标有关系。所以我说,要是大家没有这个共同目标的话,你谈不下去。终极还是导演的,我最大的责任是让导演有一个工作本,让大家按照工作本去生产电影,他不是一个文学,要是把剧本变成文学,我就觉得已经搞错了

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你有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香港导演陈嘉上
陈嘉上在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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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白:咱们可以聊聊大陆这块,作为观众我,感觉很多时候很多投资人非常不专业

陈嘉上:他们的经验不够。

宋小白:很多圈外资金会拢过来,然后主控一些事情。大陆地大人多,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人。一旦一个影片扩散出去,就是一个口碑,不是说对这个电影的口碑,是对这个电影市场的口碑,是对这个电影创作态度的口碑,观众会想,现在电影正在发展。所以现在大陆的市场,是不是和当初的那个状态特别相似?

陈嘉上: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相似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市场发展的太快了。我们从08年到现在,时间还不够十年,已经变成这个局面,是我不可想象的。然后投资,这个市场杂人特多,文化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吐槽文化是香港跟台湾都没有的。为什么现在这里会特别突出?因为这里能吐槽的事情不多。电影是最好的出口,娱乐是最好的出口。你喷一个电影,人家不会抓你,不会觉得你敏感。所以大家在其他没有吐槽渠道的时候,电影就变成最好的吐槽渠道,尤其是你赚钱就更好吐槽。第二个就是文化上对电影的看法,电影这种“媒体”,在香港、台湾,甚至好莱坞,我们是纳进娱乐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只是其中,主体是娱乐,没有人会批评它太娱乐。大陆这里会批评你干嘛如此娱乐如此无聊。可“无聊”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填补你们很辛苦的生活,给一些无聊,在无聊之中带来一些正面的生活态度,带来一些阳光。可是在这里是受批判的,我们最大的难题也在于,大陆是一个“电影大国”,电影大国是指说文化上,中国电影在文化上比香港先进,大家走的平台不一样。今天把平台一合并,麻烦就来了。其实没有谁好谁不好,我们电影是两个部分的。可是你硬把凯歌导演塞到娱乐电影去做那些事情,让他看每天有多少排片,这样很惨很委屈。我还是希望凯歌的电影能做他的内容,扩展他的市场,我们中国有十几亿人,我觉得够的。这个局面是我们最大的挑战,问题也在于这。过去我们的电影是“文化大国”,学电影的人都朝着这个方向走,突然来了一个电影产业,这个电影产业不按照这个方向走,他也不可能这么走,他必须向观众跑,在整个过程里头,我们怎么平衡?我们怎么把两者拉近是最大的难题。

“烂片”这个词,其实不是在骂导演,是在骂观众。你是在说我们的市场有多烂,观众有多烂。作为知识分子以及行业人员,市场的烂文化的烂,大家都是有责任的,为什么观众不去看你们最爱的?这些问题在香港、台湾早就解决了。比如说我跟王家卫,许鞍华,我们是非常密切的,我们非常尊重他们的东西,无论有什么机会,我们都支持他们,以至于他们很清楚也从来不会说你拍“烂片”,比如说我记得我拍完《飞虎雄心》的时候,许鞍华特意给我电话说电影好看,要是可以怎样怎样拍就更好了,我说不行,观众看不惯。其实我们有很多互动,这一部分我觉得很珍贵,比如说《野兽刑警》就是我看完了《重庆森林》很受震撼,我拍了一个警匪片的版本。我觉得这是健康的一种结合,可是在这里,我还没见到这种健康的结合,我还是看到很多吐槽。吐槽容易,事业很难,上去拼很难,现在能拼的已经不多了,我觉得非常珍贵。以身试法,很多人以为拍电影是赚钱很多的行业,我要提醒你,我们这群导演很害怕我们赚钱很多,徐克导演不停的提醒别把生活水平推上去,别要求那么多。拍戏,我们可以为电影去争取各种东西,别为自己的生活去争取。

宋小白:其实有些导演会...

陈嘉上:其实很多年轻导演都不懂这个事情。所有的投资,其实都是风险。所有的钱,都是为了让你跟观众去分享一些东西,别把这些钱浪费,钱得来不易,要多少失败才能铸造一个成功?我可以说,之所以徐克是我最好的老师,不在于徐克的片拍的多厉害,在于徐克对于电影的谨慎,对于电影的热爱,让我知道,他是我的老师。香港电影是幸运的,几起几落,我们没有很自满,现在是能生存,可还是要面对未来生存问题。

宋小白:到大陆之后,在自己个人创作的想法上,或者思路上有没有改变?

陈嘉上:我这几年完全是悟性很多,这几年我在尝试在实验,在这个新生的市场里头,能开展多少东西。我过去几年最大的事情就是给一些电影公司投资人培养一些概念,我从08年开始跟张昭以及乐视影业、光线合作,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享受,我终于能培养专业的投资人,并且他们左右了整个工业的发展。我跟他们的合作非常快乐,因为我看见他们走出他们自己的路。我跟于冬也是,从当时我差不多几万块就替他去做监制,跟他聊怎么做商业电影。我从创作上只能说是我的一个沉淀期,我过分成熟,我的成熟在于我过分淡定,很难有事情让我兴奋,以至于有时候我拍一些题材,看过后觉得自己太淡定了,让你们没感觉。我还在调整。可是在题材、类型上,我这几年确实很猛,从来没有这么猛过,没有拍的这么密过,从《画皮》开始我没停过。《画皮》是惨痛但是是非常好的经验。

宋小白:《画皮》惨痛是因为什么?

陈嘉上:当时我在做大家都不太相信的一件事情。

宋小白:当时《画皮》是一个,结果很好。

陈嘉上:结果很好,过程很苦。《画皮》后也是有很多项目摆在面前,可是最后我接了《画壁》,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决定。其实我的很多思路都是从点开始,我在中国电影界还能干一些什么?大概就是干一些大家不敢做的事儿吧。大家觉得有风险,可是我觉得可以不赔就行。往后《画壁》、三部《四大名捕》都是按照这个套路,就是市场没有的题材。这几个经验来讲对我来说非常的珍贵。当然也有总结一些事情,当时温瑞安过分信任,我改的太多,可是一改就回不去了,我可以说温瑞安的小说迷比温瑞安更气,温瑞安他自己没事,粉丝骂的很痛, 我觉得我低估了这种反弹,在这部分我也好好的检讨。

现在中国的市场是最多变的,可问题在于大家过分相信一些数字和经验,问题是这个市场不停的在变,很多发生过的它就不会再发生,甚至变成免疫了。所以要是你按照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去判断,用数据去判断,而不是从理解观众、理解创作,你会非常迷茫的。可是我们大部分投资人都是按照这个去走的,甚至有很多时候投资人说剧本不好,谁在看?投资人在看,我插一句,你懂吗?要是懂得的话就不需要导演了。可是没办法,为了要确定一个导演能否拍戏,他们必须写一个投资人看得懂的剧本。然后投资人越来越不靠谱,什么基金经理,从事会计爱电影的人。他们不爱电影还好,越爱越糟糕,因为他爱,就觉得可以创作。

宋小白:他可以参与到其中了。

陈嘉上:投资不插一手行吗?可是香港电影监制从来不插一手,我在香港20几年,从来没有一个监制背着我剪我的戏,这里会有。

宋小白:而且搞不懂的是,他有什么理由会觉得自己做的版本就会那么的好呢?就很奇怪,哪里来的自信我也不明白。

陈嘉上:就是因为他要执行所谓制片人的权力,然后他们就不停的宣扬说,美国的制片人制度,可是你知道美国制片人制度是用多少年培养出来的吗?他们的制片人是有多少制作经验市场经验吗?不能挂一个制片人,就有制片人的能力呀!所以这样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工业在发展,可是工业没有正式发展,我们产能很低,我们导演不够,我们导演培养方法也不一样。我们高端的导演,好电影导演我们不缺,可是导演没有很多资源去拍,都是拍一些相对比较艺术的,没有这么跟市场挂钩的。我们怎么样让导演跟市场挂钩和观众挂钩,这是我们面对最大的难题。而且新导演真不够。

宋小白:我从07年开始,做新导演的放映,一直到现在,我做了大概有八年短片的投资,我发现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新导演自身,他们一般情况下,都会眼高手低,其实他们的眼光世界很小,所以他们都会先满足自己心里的私欲,要想干什么,干什么,进入这个行业一开始是热爱,热爱完了之后,觉得其中任何一个专业都可以把它做好,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大师了。

陈嘉上:这种“电影”是他表现自己的过程。可是商业电影是服务观众的一个过程,我跟陈可辛曾经谈到我们这种电影人,就跟社工一样,社会缺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来干什么。他需要我按摩一下,我就来按摩,他需要我训他一顿,我就要训他一顿,我们必须不停的寻找这个社会的需要,然后我们去给他们答案,或者说没有答案,只是暂缓一下,你头疼?我不知道怎么医你,给你一个止痛片麻醉一下,你骂我什么毒药,无所谓,要是我能麻醉一下,也是我的功效,也就是商业电影能干的事情。

宋小白:这种思维方式,在大陆来讲,还是不多的。

陈嘉上:对,因为他们觉得电影是最殿堂的嘛!他们觉得你侮辱电影这个东西。可是电影确实在改变,过去电影很高的时候,因为没有其他“媒体”,没有电视、互联网,现在每天在微博上各种事情对社会的批判已经很多了,然后你说我利用电影去批判,太晚了吧?大家每天看各种批判,他还要付钱去看别人批判吗?除非你能带有另外一种心情,给他力量去批判。

宋小白:你有没有觉得,电影的样式还是太少。

陈嘉上:是,我们必须多元化,必须各种事情都来碰一下,少骂人,多做事,你骂人家做了一个烂项目,都是同行人,你可以拍一个比他更好的片呀!

宋小白: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一个电影公司他会说,我们现在需要什么类型的,而不是说你有什么好故事。这个让我很奇怪。

陈嘉上:因为他们现在是按照一些成功模式去投资,现在很多电影公司就是这样子,这个成功模式是这样,那就这个类型,这个类型都赚钱的。其实这不是一定的,可是他们就会这样想。第二,说实在的,故事不是一个电影能否打赢最重要的一点,这是最难搞的,我跟很多人意见不一样,赢的电影,一般故事都不错,这是对的,但不等于你好的故事就能赢。你赢的是什么?一般你赢的就是这个创作人跟导演在当下对社会里头的一些感觉,抓不抓得住,能否对应社会上一个问题,给他一个答案。碰上,你就赢了。

宋小白:所以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

陈嘉上:没有绝对的,《小时代》为什么会赢,你知道观众期待的这些港台、大陆、台湾组合,配合成偶像电影出现等了多久吗?过去很久没有这个产品,现在终于来了。

宋小白:这个是开时代的。

陈嘉上:好不好都不重要了,终于来了。你批判它没用。它就是一个项目,故事已经不重要了,这个阵容卡司其实我在光线已经摆出来了,《四大名捕》当时定的就是这个卡司,可后来觉得太年轻,不敢了。这个市场里对应的是什么欲望,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理解的东西,观众欲望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可以满足他们欲望的?你想象要是《小时代》的故事更好一点,内容更丰富一点,更成熟一点,那就更好了。可是现在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了,因为他能找到观众在哪,其他人还没找到。他开展了什么?他开展了大多的年轻人的“小鲜肉电影”,好了,现在小鲜肉电影变成时尚潮流了,能走多久?

宋小白:我觉得没有走出来。

陈嘉上:是啊!有人赢有人输,只是因为没有其他想法了。所以我不停的提醒大家,尝试一些新想法。我常收到很多邀请,说我们有一个剧本怎么样,或者说就这几个戏类型很像,这个类型一定大卖,我直接就过掉了,这样说就等于告诉我你不懂电影,就等于说你没有很直接的跟市场跟观众有一些看法的。你跟观众的关系是什么?你怎么看重?凭什么观众看你的戏?他没有这个部分,他们常困惑在这个事情,我觉得可惜。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剧本写的多好,剧本写的好是必须的,可是要是命题不对或者说时间不对,很好的命题也没用,摆在错误的时间里也是不行的。这些全是所谓的“审查”,这些不光是说剧本水平怎么样


宋小白:我个人一个观点,我觉得好的制片人或者监制,他是可以从差的剧本里拿出好的点子,来做出好的项目。

陈嘉上:尤其是过去搞电影是没有剧本的

宋小白:就一个想法,就搞了?

陈嘉上:过去港片15分钟确定怎么办,大家坐下来,列出题目讨论,觉得可以就做。说不科学,其实非常科学。制片人就是第一个观众,因为我们观众也是没看过你剧本的,哪一个观众会说看过剧本非常好,所以我去看电影?观众凭什么去看这个戏?就听别人说,听说这个戏好看,他评什么说好看?这个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你有这个力量吗?你必须有这个力量。这也就是终极商业电影投资,好莱坞叫“High Concept”。项目确定以后要不要看剧本?你还是要看,剧本不好还是硬伤,可要没有第一个点的话,你多少剧本都没用。点不对,没人看。这就是我跟很多人反向思维的一个最大分别。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是拒绝看完全剧本的。

宋小白:我有一个问题,你这种观点的话,投资公司适用吗?

陈嘉上:适用,可是你必须得有一个很懂的主管,分别就在这,这个主管能看透市场要什么。这个主管懂,营销可以结合产生化学作用,这才是商业电影投资

宋小白:其实这种声音很少……

陈嘉上:所以你必须有专业的投资人,在电影史上有胜有败,总结过经验的一个人,而且这些人必须过去是在电影院里头培养出来的。

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你有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香港导演陈嘉上
陈嘉上和邓超在在剧组


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你有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香港导演陈嘉上

宋小白:这个事情,好多年轻人,他是没法去理解的。我在这里,特别想为他们问两个问题,如果给年轻人的话,他们怎么开始最好?如果坚持不下去的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陈嘉上:其实要当一个导演很容易,你拍一个微电影太容易了,拿起一个DV你就可以拍。但是你想当导演,说明其实你不懂,还不爱电影。讲岗位,还是看到差距。爱电影的人只会想,我能拍电影吗?想“当导演”的人是有一种荣耀的追求,我不抗拒,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目标。要是导演就是你的目标,其实你不怎么样

宋小白:他们开始要先搞清楚,还是爱这个虚荣。还有的人接触了很长时间,搞不下去了,可不可以给一些建议?

陈嘉上:我曾经有一个我的学生,搞了几年剪接,跟我说好苦,我说怎么了?穷,我问他现在搞多久了?两年,我说差不多过两年会好,他问我怎么了?我说你就习惯穷了。干我们这一行,不习惯穷别干。干媒体,干电影的,要荣耀又要钱又要把握自己爱的东西,有这么多幸运给你吗?我们所有的自由来自我们愿意穷。我的自由在于人家把钱摆在面前,我可以不要,我不拍,我拍我自己想做的,可是你得有承受穷的勇气。拍电影也是如此,拍电影有今天没明天,拍完一个戏就等于失业了。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不容易,你必须要有一种“做我喜爱的事儿”,“还可以吧”,“其实很好了”,“我比起其他人好太多了”,“我不想要拿多少,我能拍就好了”的状态,要享受你每天的工作。在横店拍《四大名捕》5个月我瘦了一圈,然后有人说你怎么能撑,我没撑而且好开心,我可以每天到现场拍戏多开心啊,还能收片酬

如果撑不下去,问一下你要做什么?要求什么?我在“电影工作室”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半年吧,我只拿到一个剧本的钱,有一天,施南生问我,嘉上你怎么还在,我只给了你一个剧本的片酬吧?我说:是啊!她问我这几个月你靠什么?我说没靠什么,我就是打打工,我有家回,有饭吃,然后她说这怎么行,我说我每天还蛮好的,谈剧本好开心。然后她说不行不行,我借一些粮给你,每个月给你一点钱。我说好啊,太开心了,我们是这种状态的,我最近有一个经验,碰上了一个新编剧,本来觉得他很不错,我就请我的助手跟他聊,可是他要求的价格比我助手还高。我说不行,不是因为要求太高了,是因为我助手也不高,这样太不公平了,他大概不理解,其实我们这些人没有他想象的赚那么多钱,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子,老板才会在我身上冒险,愿意把这么多的奇怪题材交给我手上,我们这个不是发财行当,发财行当是地产、股票,不是我们。

宋小白:还有最后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也看到大陆有很多非职业导演,进入这个行当,刚才您提到的《小时代》,还有韩寒,你觉得对电影创作这块有冲击吗?

陈嘉上:大概会有,但也会害怕他们太听老板话了,韩寒、郭敬明卖的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角度,为什么年轻人走进戏院看他们,就是想看他们分享的角度,而这个角度是他们一直很同意的,年轻人一起关注他们,同意他们某些角度。所谓专业导演,也是只有在中国内地才有的一个疑问,电影是通过影像故事分享某一个人的世界,只要他能说好,每一个人都有权力把他自己的世界分享,能不能走下去是另外一件事儿,看他能否把握这个能力。对我们来说,各种冲击都是好事,各种愿意干的题材都是好事,具体是成功失败,你只能自己去评估。甚至于有些失败的例子,可能他会感悟大家走一个新的方向。

电影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干的行业,解放思想是很重要的。不是说谁有资格拍,谁没有资格拍,赔钱你有资格吗?赔钱的时候,你不去笑他吗?在中国拍电影,90%在赔钱你看见他们了吗?其实市场会淘汰。残酷现实是好片也不一定卖钱,他多谨慎努力,有时候碰上各种事情可能不卖钱。某些电影导演尽管赔钱,我就希望能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做下去,只要愿意跟观众接轨,愿意替观众拍戏的人,我觉得都可以。现在拍片跟过去不一样,尤其商业电影,商业电影的团队非常专业,他不懂可以很多人告诉他。而且将来会越来越不懂,包括特效发展很快,拍摄方法不停在改变,没有人会说全懂,主要是靠专业团队。可是有一个事情改不了的是导演的角度,导演希望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希望呈现是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角度必须是特别的,是他个人的。这个人有这个强度就够了。

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你有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香港导演陈嘉上


香港导演的商业思维:你有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赚钱——专访香港导演陈嘉上

宋小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因为了解您也香港金像奖电影主席,我的个人理解,从你的态度来讲,我觉得奖项并不是特别重要。

陈嘉上:对!这个是很矛盾的。我自己的金像奖也不知道他被丢到哪去了。可是它的值得的,最主要的是,金像奖是香港电影界团结的一个最大的指标。我们每一年为了办金像奖,好多义工,个种人来帮忙,所有电影界的人都在动用。可是我们不厌其烦,每年都在做。

宋小白:4月份马上要开始了。

陈嘉上:其实它体现了我们大家对这个工业珍视,都愿意替这个工业每一年做颁奖礼,扶植新的人出现,去年我们干了什么,我们跟大家去交流,金像奖也会谈一些,我们电影界过去一年,我们在香港和大陆的交流,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很珍贵的事情。

宋小白:从媒体的角度反映,金像奖在评选上,好像也有一些说法。

陈嘉上:这是民主选举,都完全是一人一票,800多个人,一人一票。我们董事会从来不干预选票,也不提供方向。800个人,全是专业的行里头的人,他们按照什么去评估,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是人脉吧。

宋小白:800个人是随机的吗?

陈嘉上:不是随机的,是香港电影人,全有登记,而且我们每一年都新选一些,已经过去的很久没有活跃的我们就删掉。保存所谓的非常活跃的电影人的投票,它就是一个民主投票。所以我无法顾及,他们是怎么选的,有的时候你确实人脉存在的,有一个演员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提名,大家希望他能拿奖,没办法,你碰上他,你演出比他好也没用。

宋小白:其实是有人情分的是吗?

陈嘉上:我想一定会有,我们都是人,可是他是一个民主的反映,珍贵也在这。他不是什么专业评审。过去闹过一个笑话,很多年前金像奖颁过一个音效奖,那年我们行内的比较清楚,五个提名只有一个没有杜比的,可是大家就投给他了。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是音响专业,他们觉得这个音响好听,你要是光从专业来评判它不到位的。但是无所谓,对于我们来说怎么办?当年就产生了专业团体加一点分,可以更大影响对某些专业的项目提高它的影响力。可是我们一般就讲平衡,尽量保持民主。

宋小白:说到这里,像杜琪峰导演,他不来金像奖,是他对金像奖有成见吗?

陈嘉上:他跟我谈论过,他说要专业像戛纳一样做,我说戛纳是小团体选举,好不容易有一个民主选举,我不会放弃。你可以反对奥斯卡,但奥斯卡是个民主投票。其实所有选票都有背景的,比如说戛纳是专业,首先提名是一个专业团体去筛选提名。简单来说两种思维,懂政治的人才讲政治,懂电影的才讲电影,可是我觉得,我们全是电影专业,尽管我们又是从事不同行的专业,但都是从业员,有权力去选自己的电影。所以这个矛盾我解决不了,我说我不可能改,把它变成戛纳变成几个人去选举。其实我们这个运作很烦的,要两轮投票,一轮之后还要一轮,很多义务工作在后头,可是我们很值得。

宋小白:这个其实是香港电影的一个盛会。

陈嘉上:是的。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我们保持了我们唯一的民主投票。我是不可能放的

宋小白: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帮忙推荐一些书单和片单吧。

陈嘉上:我告诉你我看片的特点,专挑烂片。过去看录像带的那个年代,人家都找经典看,我不是,我什么片都看。当我看这些拍不好做差的电影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拍,这个过程出了什么事儿?本来是个好题材怎么拍成这样?老板为什么这样?你知道你会学到多少吗?经典的谁都看,而且已经拍过了,你别再搞了。相反有太多太多前人失败的例子让你参考让你往上跑,《三人世界》就是我看到一个其中失败的电影,感悟出来的一个结果。《逃学威龙》也是一样。大家都在挑所谓好片,你要真爱电影的话,你首先要懂拍电影是多难的,拍多少部烂片才能成就一个成功,这些失败的个案别让它们浪费。所以要养成不挑,要养成什么都看,这样你才能成长,这样你才能成功。光学成功的,就等于是光学人家已经走过的路,走不出来。书也是一样,多看其他的,别光看电影,其实看书是最好的方法。要多看绘画,尤其是油画,学一下油画学一下中国画,我教电影学院的时候,我没有让我的学生看一部戏,全带他们去看画,画就是电影的原版,人家一个影像,说多少故事,人家一个影像,掌握了多少色彩、光,各种要求,从这个点开始你就会学到好多,从现实派到了后来的抽象派以至中国画你看懂的话,你大概懂影像了。所以多看书,多看画。大家电影看太多了,学电影的人必须从这些地方才能找到一些没想到的点,而且是你缘起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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